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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深圳作家吴君最新长篇小说《同乐街》出版，小说试图写出乡村政治与新生代的崛起，故事虽然只聚焦40年同乐街的变迁和三代同乐当家人各自不同的命运，但时代与个体的命运是吴君关注并持续思考的问题。暨南大学文学院的唐诗人曾评价吴君的小说时说，她那种不温不火讲故事、老老实实写深圳人日常生活的小说，往往比那些观念性特别强的小说更有嚼头。吴君立足于深圳，亲身体验时代下的命运、深入生活，讲好岭南新故事。
《同乐街》：新岭南新故事
■吴君
新的岭南已是经历过四十年改革开放，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四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广东的精神面貌，广东人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是记忆中的岭南，舌尖上的岭南，旧书旧电影里的岭南，而是换了汤也换了药的岭南，是日新月异的岭南，是山乡巨变，是科技创新，是领风气之先的岭南，是新故事新人类层出不穷的岭南。
▲吴君，深圳作家。多部小说发表或入选《人民文学》《十月》《当代》《新华文摘》等，出版专著12部，被改编的影视、舞台作品4部，有作品译成英、俄、阿、蒙、匈等语言。曾入选中国百年百部中篇正典、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丛书；曾获中国小说双年奖，百花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艺等奖项。电影《非同小可》获第2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奖。
经历了大时代变迁的广东作家，内心的裂变、驳杂、纷繁、曲折和多维必将影响作家的创作轨迹。四十年的中国文学版图需要广东作家提供出新的文学形象和新的表达。广东的四十年，毋庸置疑被镶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这一块胶着了各式话题、关注度极高的土地，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国人的神经，文学和影视作品有着先天的优势和关注度。广东作家生逢创作和发展的盛世，如何书写这片火热的土地，对每位作家来说都是一次新的考验。综观广东文学史上多部优秀作品，得到关注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无一不是由小我走向我们，无一不是与这个时代密切相关的现实主义题材。
《同乐街》
吴君 著
花城出版社
2022年9月
2017年到2022年，我先后写出了反映深港两地一家亲的长篇小说《万福》和原住民在社区干部的帮助下从躺平到站立的一家人的长篇小说《同乐街》。写作过程中，让我明白，主题创作并非易事，除了没有办法任性，凭空编造，还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并认识到自己的短板和存在的问题。查阅各种史料，掌握各领域的知识，了解相关政策，不断发现自身的盲区，打通各种壁垒，了解当下社会变革和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同时又不能被材料束缚手脚而限制了想象，做到不被表象遮蔽，不失去作家独立的判断。
在创作《万福》的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香港与深圳，这一对血肉相连的双城，从古至今，缔结他们的绝不是物质上的供给互助，还有更为具体而真实的情感依偎和守望。屯门到万福，是回归之路，也是幸福之路。万福这个小说名字，正是全国人民在疫情期间的美好祈愿。
《同乐街》带给我思考的是面对新的时代，富裕后的同乐人，如何吃下这个天大馅饼，消化这天外飞来的财富，仅凭一己之力如何抵挡来自生活暗处的洪峰？今天的当家人在股份合作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们能否担起昔日生产队员、今日新居民的全程厚望？城市化进程的路上是否还需要集体？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没有这个强大的集体，多少个掉队的陈有光们会沦陷，多少个迷失的陈德福会一蹶不振从此躺平。
互助、合作、股份合作是国家为深圳原住民留下的退路，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顺应时代变化，推动合作社经营模式转型升级，只有这样，新型的合作化道路才会越走越广阔。这是一位股份公司董事长对我们说的话。一个躺平家庭的重新站立，背后是强大集体的众志成城。这就是我为新岭南创作的新故事。
吴君近年作品
《我城我说》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22年1月
《花开富贵》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21年1月
《万福》
吴君 著
花城出版社
2020年1月
《远大前程》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皇后大道》
作家出版社
2014年12月
两种文学传统的交融
■陈培浩
花城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同乐街》（原发于《人民文学》2021年第5期原名《晒米人家》），是吴君近年深扎基层捧出的成果。原作有31万字，《人民文学》节选发表其精华部分。小说以改革开放前沿热土深圳的同乐街为背景，描写了这个保留着独特的集体股份制合作公司生产模式的村落中的落后户陈有光与90后社区干部钟欣欣之间的摩擦、冲突及和解，既展示了在共同体观念感染下人民内部的碰撞和融合，又呈现了一代新人融入土地和人民的过程。《人民文学》在微信推文导读中强调了作者将细节作为叙事推动力和“不落窠臼的艺术章法”。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可能还隐藏着一个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再出发的议题。
一般而言，1949年以来的文学被归入当代文学，但当代文学内部却存在着“人民文学”和“人的文学”两个差异甚至断裂的文学传统。人民文学传统也即左翼文学传统、革命文学传统，或狭义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而人的文学传统则涵盖1980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和先锋主义。这两个文学传统各领风骚几十年。上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文学与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同构，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意义。但个体的过度释放却在进入21世纪之后走向其反面。1990年代末期以后，“十七年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界重新成为热潮，但社会主义文学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召唤出相同类型的研究。很长时间里，当代作家的写作依然是沿着80年代“人的文学”的延长线前进。不无意味的是，吴君的《同乐街》自觉地置身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和谱系中。
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经验，拥有一套完整而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两结合、三突出，比如社会主义新人，比如对于历史本质的执着。对于人类生活之集体性、理想性和乌托邦性的追求是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重要特征，但“十七年文学”并非没有留下教训。因此，今天，社会主义文学再出发，必须面对的不是一个传统的激活，而是多个传统的兼容。换言之，站在人民文学传统，如何吸纳“人的文学”传统；站在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立场，如何将古典的、外国的文学资源也兼容并蓄。
吴君《同乐街》从写作的过程到作品题材、价值取向，都体现了重回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选择。我想有心者不难发现，近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正发生着从个体到共同体的美学转型。吴君的《同乐街》也是此中的一个节点。今天，当代文学写作重新激活“十七年文学”经验，并非重回一种单向的集体美学，而是导向一种沟通个体与集体、自我与他者、民族与世界的共同体美学。吴君们要处理的，不但是把生活的细节和文学的肌理带入大时代的典型场景，将个体细小的美学和集体宏大的历史视野结合，还应该将理想化的新人、英雄和草根、在场的人民联结起来，只有写出洋溢在土地深处和人民身上那种明亮的欢乐，新人的理想和历史的视野才更有力量，共同体美学才真正有效。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