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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中文分级阅读测评博主已成为一种专门的行当。
“中文分级阅读太卷了！到底应该怎么选？”“5个月识字量达1000我是怎么做到的！！”“3-12岁大语文启蒙书单，看完这篇就够了！”搜索“中文分级阅读”，你会发现这些博主的发帖常常带有“怎么选”“识字”“大语文”以及“幼小衔接”这类标签。
与较为成熟的英文分级阅读市场相比，父母们面对被市场炒作的中文分级阅读概念，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焦虑情绪：一方面，面对各路博主“看得见成效”式的激情推荐，难以抑制内心的“鸡娃”之魂；另一方面，中文分级阅读产品集中涌现，依循的标准却不一而足，面对选择，左右为难。
显然，这些焦虑与中文分级阅读提出的初衷背道而驰。2008年前后，“分级阅读”概念传入我国内地，旨在提升儿童的中文阅读能力和阅读素养，促进人格发展与精神成长。与此同时，制定中文分级阅读标准，目的也是在阅读理念上构建共识，而非令公众在焦虑中丧失信心。
5月30日，教育部在国家图书馆启动“全民阅读标准建设工程”，工程计划三年内完成中文分级阅读标准建设。这一举措是否预示着中文分级阅读标准面临重新洗牌？全民阅读素养是否会在这一工程带领下迈向新的台阶？公众对中文分级阅读的认知是否会开启下一个新的篇章？在工程启动之际，《出版人》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走访与调研。
建立标准体系，热潮之后的省思
受众层面表现出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这与中文分级阅读在我国20年来仍停留在企业标准制定期紧密相关。从南方分级阅读中心发布国内首个儿童中文分级阅读标准，到接力儿童中文分级阅读中心推出《儿童心智发展与分级阅读建议》，再到亲近母语历时20年研发《亲近母语中文分级阅读标准》，企业智库、出版机构、专家学者纷纷助力，初步探索中文分级阅读标准制定方案，中文分级阅读凭借市场东风呈现百家争鸣、壮观繁荣的景象。
“新晋网红”《小羊上山》、“知名度还不高”的《一阅而起》、“老牌劲旅”《我自己会读》、“自带主角光环和流量”的《摩比汉语分级》……与各家企业机构制定的中文分级阅读标准相对应，各式各样的中文分级阅读文库、书单、系列图书层出不穷。每种产品被贴上具有特色的标签供宝妈宝爸们挑选，中文分级阅读已然进入买方市场，这也意味着企业制定分级阅读标准难免从科学权威脱轨，转向迎合大众市场，随之而来的是良莠不齐的产品质量。
对于这一现象，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学校图书装备分会原理事长、少年儿童分级阅读标准研制与应用实验室主任常汝吉在接受《出版人》采访时表示：“20年来中文分级阅读基本都是各家企业自己做自己的标准，一直没有一个权威的科学的分级阅读标准，没有标准的话，企业的推荐书目、发起的分级阅读活动就会让人质疑，认为这是企业营销的行为。市场上也确实存在将一些不在推介范围的书以分级阅读的名义进行营销的现象。”
致力于儿童分级阅读文本难度测评系统研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儿童阅读专家王林曾在接受《出版人》采访时也表示：“资本愿意来投这个领域一定是看到了它的市场。资本没有恶意，但我的确看到了我所担心的事情——对儿童阅读市场的过度催熟。如果把由素质教育出发倡导的理念变成应试教育的工具和养料，变成加害童年的工具，这就违背了做这件事的初衷——为孩子匹配适合他年龄和阅读认知能力的好书，不要做教育的加害者。”
直到今年2月，国内首个中文分级阅读团体标准发布，标准制定主体才从企业上升至行业协会。《3—8岁儿童分级阅读指导》团体标准归口于全国出版物发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是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牵头，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学校图书装备分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联合编制，多家出版发行单位共同参与研制。
早在十年前，上海启动“上海市中小学汉语分级阅读标准研制”项目，项目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牵头，于2016年完成了第一阶段研究任务——阅读能力分级。该项目至今尚未完全落地，但对于中文分级阅读地方标准研制具有开创性意义。
今年5月，教育部在国家图书馆启动“全民阅读标准建设工程”，预示着中文分级阅读国家标准会在不久的将来最终制定实施。
对于中文分级阅读国家标准，大家都有各自的判断和期待。亲近母语创始人徐冬梅认为：“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如今教育部又进一步关注到了全民阅读标准、中文分级阅读标准研究的重要性。国家标准一定更关注全民阅读、教育公平，预计是一个面向全民的、基础的、保底的标准，有利于全民阅读的深化和发展。”
常汝吉则表示：“20年来终由国家部委主持全民阅读标准建设，应该说作用非常关键，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标准制定主体无论是企业机构还是行业协会，大家的工作都是对全民阅读标准的补充和完善，方向是一样的。”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修订后正式实施，明确了我国标准体系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五级组成。每一级别标准应当层层托底，否则下一级别标准制定将毫无意义。对于中文分级阅读，这一法则也同样适用。
事实上，作为“基础的、保底的”国家标准，“全民阅读标准建设工程”的启动，意味着中文分级阅读标准体系的重新洗牌，对中文分级阅读标准制定各级主体来说，都将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为什么要制定标准，从人均阅读量说起
“以色列成人人均一年读40本书，中国成人人均一年读4本书。美国儿童年均阅读16.8本，中国儿童年均阅读6本。”在阅读方面，我们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常汝吉认为“教育部提出建设全民阅读标准目的是让全民阅读素养得到整体的提升”。
2011年国务院出台《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第一次提出要进行全民阅读；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根据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起草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分级阅读也受到了高度关注。”常汝吉如是说。
在某种程度上，中文分级阅读标准制定与教材沿革相似。上个世纪末教育部将教学大纲改为课程标准，从宏观层面把控教材编写，不同地区根据自身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编写不同版本的教材，以满足不同地区孩子们的学习需求。中文分级阅读国家标准之外，各级标准制定对应不同的人群，以实现差异化的阅读能力培养。
作为中文分级阅读企业标准制定的代表性机构，20年来创始人徐冬梅的眼光一直投放在世界发达国家分级阅读的发展上，重点关注国内中产家庭的孩子的阅读。在她看来，对于这群孩子来说，阅读水平达到世界平均线是不够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当追求在平均线上更上一步台阶，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本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儿童阅读经历了20年的快速发展。中产以上的家庭，普遍希望能科学评定孩子的阅读能力，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选书、读书。”这是她在做分级阅读实践过程中的调研发现。
当一个国家教育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也对阅读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三次参加国际PISA测试（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测试评估中阅读素养就是最重要的评估指标之一。儿童阅读推广和书香校园建设，国家对全民阅读的重视，都增强了公众对阅读素养就是未来人才核心素养的认识。如何更好地评定学生的阅读素养，更好地指导学生选好书，也成为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事情。
今年暑假刚刚开始，一份由93位语文名师精选的《2023年全国小学生暑期分级阅读推荐书目》的发布就引发了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广泛关注。据悉，该书目由浙江特级教师张祖庆领衔研发，作为教育界KOL，他为书目所做的推广工作得到了全国各地中小学语文教师的响应。“很多语文老师都在尝试在课本之外拓展学生的阅读能力，为学生推荐适合各阶段阅读的书目。但是在一套真正科学权威的分级阅读推荐书目出现之前，大多数老师都只会信任语文课本上的课后阅读推荐。”一位一线小学语文教师如是说。
“阅读分级有必要吗？”这是大多数人在一开始接触到“分级阅读”概念时会产生的疑问。从以上各个层面对分级阅读所作出的回应不难看出：事实上，分级阅读是一把尺，而不是一个模具。而尺的作用在于，为你提供一种看待阅读的方法，一种衡量阅读水平的方法，以及一种提升阅读能力的方法。
重塑阅读观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重建中文分级阅读标准体系，重塑阅读观念，在这之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像任何计量单位都有相对应的原器，中文分级阅读标准发展至今不过十几年短暂历程，从一种科学权威的原理生发出一种标准是标准建立应有之义。
然而现实情况是，中文分级阅读，各家标准制定都有各自依循。中文分级阅读标准包含两部分内容：阅读能力分级和文本难度分级。因此中文分级阅读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儿童心理、儿童语言发展、脑科学、计算机技术、新媒体技术等等。
例如亲近母语推出的《亲近母语中文分级阅读标准》遵循儿童性、母语性、教育性三大原则，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中文母语特质、教育发展核心目标三个维度分别对文本和儿童阅读素养进行综合评估。
《3—8岁儿童分级阅读指导》团体标准，对儿童阅读能力的评估从四个维度展开：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健全性格的养成、认知规律和认知能力的形成、价值观的培养；对文本的分级要素包括图画、文字、主题、角色、故事。
倡导让儿童分级阅读走向科学的王林参与研制的儿童分级阅读文本难度测评系统，采取“大型儿童语料库+神经网络模型”的技术路线追求对文本进行高准确率的分级。语料库和文本分级的依循包括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识字表”、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事实上，英文分级阅读标准之间是可以相互对应和换算的。”徐冬梅告诉《出版人》。在英文分级阅读体系查询对照表中，蓝思分级、A-Z分级、AR分级、DRA分级等主流分级体系指数与年龄、年级相对应。一本英文书只要找到在一个分级体系中的级别，就可以对应到其他分级体系的级别。
然而，公共的标准换算量表在中文分级阅读中的缺位，让不同等级标准之间纵向对比形成壁垒。对于一个相对完善而等级清晰的中文分级阅读标准体系而言，打破标准壁垒是在国家标准建立之外同样重要的事情，也是标准制定各级主体之间在分级阅读领域形成合力、构建共识的路径之一。
在标准体系尚未成型阶段，与其他分级阅读标准研发企业不同的是，徐冬梅选择将亲近母语研发的《亲近母语中文分级阅读标准》公开发表、开放使用。对此她表示：“亲近母语作为一个怀抱理想、有科研基因的社会企业，用了近十年时间，扫描、研究和建构、实践中文分级阅读标准和体系，并决定将这个标准公开出版，并不断完善和修订，就是为了给国家、更多学术单位和企业提供相应的参考，促进中文分级阅读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实现亲近母语研究院和社会企业、公益的共同使命：让更多孩子爱上阅读，培育有中国根基的未来新人。”
目前中文分级阅读标准体系中，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国家标准都有所行动，但是行业标准仍然缺位。填补行业标准缺口，完善标准体系也需要各方着手准备。
根据徐冬梅的观察：“与建筑业、托育行业、养老行业不同，儿童阅读、中文分级阅读还没有形成所谓的‘行业’。如何建立行业标准呢？”在分级阅读概念引入中国近二十年时间里，围绕中文分级阅读，从上游出版机构生产分级阅读读物、分级阅读数字产品，到下游的童书馆分级阅读专区、阅读推广人对分级阅读的推广、中文分级阅读KOC对分级阅读产品的宣传营销、教培机构所做的分级阅读教育服务，中文分级阅读产业链只是初见雏形，并不完整。
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参与到中文分级阅读产品研发。例如亲近母语以《日有所诵》为代表的儿童分级诵读系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小步乐读》为代表的功能性中文分级读物系列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中文分级阅读文库》与果麦联合打造；严格按照统编语文年级分类的《中华经典诗词分级诵读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兼顾孩子阅读规律与新课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分级的《大家小绘分级阅读》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常汝吉在谈到出版环节的分级阅读时说道：“在出版领域，可能很多儿童作家认为‘我的作品就是给孩子写的，你让我给3岁的孩子写，或者给5岁的孩子写，我写不出来’，这就需要我们的编辑要具备清晰的分级阅读意识，在图书策划时把这个理念传达给作者。”
对于时下流行的短视频直播以及各平台的分级阅读图书“种草”行为，他认为这无疑是在贩卖焦虑，让分级阅读推广浮于图书营销的表层，没有将分级阅读科学原理传播给大家，没有从观念上真正让大家认可分级阅读理念。
无论国内外，分级阅读行业或产业发展曲折，是由行业中每个主体对分级阅读不认可或认知不充分造成的。要制定中文分级阅读行业标准，最根本的工作是在各个环节传播正确的分级阅读理念，最有效且最普遍的方法便是进行分级阅读指导。
常汝吉向《出版人》表示，《3—8岁儿童分级阅读指导》团体标准研发团队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计划从建设线下分级阅读体验馆开始，让孩子亲身接触分级阅读读物，在体验馆中进行亲子阅读和沉浸式阅读。未来也将深入到幼儿园和中小学，发起分级阅读活动，以及为学校图书馆分级阅读读物配置提供方案。对分级阅读理念的推广，还将包括对成人的培训，中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和园长、中小学图书馆管理人员、实体书店管理人员、家长都将是分级阅读培训对象。
在分级阅读指导工作上，徐冬梅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在不同场景，家庭、学校、机构、线上、线下都能看到她和她的团队的身影。在这些场景中，亲近母语的团队会针对不同水准的阅读者提供个性化分级阅读指导，甚至包括针对阅读障碍者提供阅读干预。
“分级阅读就是分年级阅读吗？”“分级阅读就是分年龄阅读吗？”“分级阅读就是禁止小孩看不适合他们看的书吗？”“分级阅读就是规定小孩在什么阶段就该看什么书吗？”在全民阅读标准建设工程启动之际，《出版人》收集大家对分级阅读概念的理解，仍然得到这样的提问与回复。在中文分级阅读工作上，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要做的事情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