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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创刊副社长杨奇(1923-2021)。
从1974年10月任广东人民出版社革委会主任，到1978年夏由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离任赴香港新华社任职，杨奇主政广东出版，虽然只有不到四年时间，却是广东出版事业由乱到治，并开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
杨奇（1923-2021）是不折不扣的新闻界老兵。他肄业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这样概括自己颇为传奇的报业生涯：“最惊险是在日伪心脏里办《前进报》，最困难是在港英管治下办《华商报》，最难忘是广州解放时办《南方日报》，最投入是在‘反右’高潮中办《羊城晚报》。”上述四报之外，他还办过香港《文艺青年》半月刊、《正报》，以及内地的《东江民报》《肇庆日报》等报刊。
1966年后，出版界成为重灾区。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省惟一一家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一度连建制都被撤销。1971年3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周恩来总理数次过问，并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出版界情况开始好转。广东人民出版社恢复了建制，由原来省革委会政工组宣传办公室领导，改为由政工组直接领导。又明确定为局级单位，行使全省出版行政管理职权。既提升了行政级别，又扩大了管理事权。在这种情况下，当年10月，省委任命黄文俞（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广东人民出版社革委会主任。
黄文俞（1917-1996）曾任香港《正报》社长、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南方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羊城晚报》总编辑。如此资历的老报人转任出版社社长，是对广东人民出版社地位提升的一个回应。黄文俞到任之后，广东出版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杨奇接任后，在大政方针上萧规曹随，在具体领域则有所创新、拓展。
一是继续调入精兵强将，扩充出版队伍。苏晨、范汉生（后来两人都曾任花城出版社主要负责人）、廖小勉、杨以凯（后来均曾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等人均由他调入。杨奇重才惜才，据陈俊年（曾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回忆，他从华师毕业分配到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指标”，是杨奇连夜向省计委“跑下来”的。
二是继续参与全国性的大型出版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出版社的定位是“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简称“三化”方针)，黄文俞主政后，抓住机会，先后参与外国地理、历史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杨奇接任后，这两个项目取得丰硕成果，先后出版《新几内亚简史》《新西兰简史》《关岛全史》（全三册）等重要书籍。
1975年5月23日至6月17日，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联合在广州东方宾馆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杨奇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工作，将原本在北京召开的会议移师广州，并从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局的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列入编写出版规划中，争取到其中的10种，是全国地方省、自治区中最多的，仅次于上海（14种），北京（10种）。这10种词典分别是《汉语谚语词典》《汉语虚字用法字典》《简明现代美国俚语词典》《英语基本词用法词典》《英汉图解词典》《泰汉词典》《简明英汉词典》《简明法汉词典》《简明德汉词典》9部新编中外语文词典，以及牵头修订《辞源》，涉及中、英、法、德、泰5个语种。
在160种词典规划当中，修订《辞海》《辞源》和新编《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前二者是修订，后二者是新编）是重中之重。“两辞”分别是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镇局（馆）之宝。《辞海》修订由上海市牵头负责，因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已有基础，且机构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由其组织修订，应在预料之中；《辞源》修订由广东省牵头，广西、河南、湖南参加，四省（自治区）协作，修订完成之后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则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关于《辞源》修订的前后因缘，本人撰有《修订的一段往事》(刊于《随笔》2021年第5期)，此处不赘。
杨奇还抓住参与全国性的“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之机，组织出版了《〈论衡〉新注》《王安石诗文选注》《龚自珍诗文选注》《魏源诗文选注》《法家经济思想史资料汇编》，以及《天工开物》等古籍整理项目（包括选注、新注和校点等）。
广东人民出版社原来只局限于出版广东地方题材且多为通俗小册子，这一时期连续积极主动地参与多项全国性的重大出版工程，事实上突破了当时占出版界统治地位的“三化”方针，锻炼了编辑队伍，积累了出版经验。这也成为改革开放后广东出版界提出“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兼顾海外”的历史先声。
三是组建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省新闻出版局前身）。在黄文俞主政（1971-1973）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已有全省出版行政管理职能，下属单位有省新华书店、省新华印刷厂和省印刷器材公司，初步完成编、印、发、供的出版产业链构建。杨奇主政后，1975年9月成立广东美术印刷厂，1977年10月向省委提出组建广东省印刷技术研究所（杨奇离任后不久正式成立），1977年11月向省委提出组建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次年3月正式成立，以下简称“省出版局”），杨奇成为省出版局首任局长。省出版局成立伊始，杨奇将原属省科技局的广东省科学技术出版社（1973年9月成立）部分业务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科技编辑室合并，重新组建广东科技出版社，于1978年5月正式成立。这是省出版局从人民社分出的第一家出版社，之后，花城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等相继分出，均在原人民社专业编辑室基础上组建，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母社”地位就此确立。广东科技出版社首任社长由省出版局副局长许实兼任（不久调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
省出版局成立之后，由于编制人员少（120人），缺乏办公场地，以及经费来源等问题，实行局（省出版局）、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一家体制（1980年局社分开）。
四是拓展出版领域，编制出版规划。黄文俞主政时代，创办了《农村文化室》（1973年）月刊；杨奇主政时代，创办了《辅导员》月刊（1977年）。按照“三化”方针，地方出版社是不能办刊物的，因此广东人民出版社之前只负责印刷中央租型刊物和省有关部门编辑好的刊物，出版社自办刊物，由这两本刊物开始。因形势变化太快，两种刊物经办时间不长；然而，广东出版界在改革开放后先行一步，大办“丛刊”，仅1979-1980年初的不到一年时间内，广东人民出版社就接连创办《花城》《随笔》《旅游》《风采》《译丛》《画廊》《周末画报》《剑花》8种丛刊，一举轰动全国，誉为“广东期刊现象”，则黄文俞、杨奇实有发端之功。
1977年12月，杨奇赴京参加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杨奇提出中南四省份（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人民社联合出版《政治理论基础知识丛书》，得到一致赞同。回到广州之后，他立即着手制定《广东人民出版社八年出书规划》和《广东省出版事业基本建设八年规划》（1978-1986），这两项规划可以说吹响了广东出版界进军全国的号角。仅丛书出版方面，就一气提出了13套丛书:“马列主义基础读物丛书”“中学生学习丛书”“科学普及读物丛书”“广东历史知识丛书”“广东地理知识丛书”“广东地方文献选注”“粤海文丛”“少年文艺丛书”“南方诗丛”“文化室演唱丛书”“幼儿读物丛书”“岭南画丛”“广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连环画”系列丛书。这些丛书，在改革开放后大多数得到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报建并立项的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宝书仓库”于1975年5月建成，广东人民出版社迁入，办公条件大为改善。随后，大沙头四马路12号开建，成为后来恢复建制的广东省新华书店办公楼。大沙头四马路由此成为广东出版界的重镇，直至1990年迁入水荫路出版大楼。
杨奇在广东出版界的这一系列大动作，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运动极为频繁、中国尚未正式开启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魄力和实干精神。
有意思的是，黄文俞和杨奇这两位有着相似经历的老报人（都在东江游击区和香港办过报，都是《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的创报元老）在一段时期，先后转战出版界，接连主政广东出版（1971-1983，杨奇离任后，黄文俞接任省出版局局长），可以说为广东出版界由地方走向全国，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积蓄了能量，提供了动力。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广东出版界能得两员报界将才相助，何其幸也！
金炳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