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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成为2022年的关键词之一，如一股强劲的力量，鞭策着文化与科技交融的进程持续加速。拥抱数字经济成为出版传媒业的必然选择，但由数字经济主导的融合发展将不再局限于技术应用，而是要通过数字经济的链接效应和数字化赋能，激活产业活力，最终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出版传媒业如何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的大潮，未来又该如何获得发展主动权，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本报通过采访该领域先行先试的出版机构和相关专家学者，展现出版接入数字经济新战略的探索与思考。
图源：包图网
文化数字化是必由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马栏山视频文创园时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这一系列论断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文化和科技融合不仅是行业趋势，更是“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
在政策推动下，我国数字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发展规模持续壮大。据工信部统计测算数据，2012~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1.6%提升至39.8%。这份业绩单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已驶入快车道，也印证了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部署。
11月25日，《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发布，特别指出，教育、文化和旅游、体育、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支持和规范在线教育、在线旅游、网络出版、融媒体、数字动漫等数字消费新模式；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鼓励开发智慧博物馆、智慧体育场馆、智慧科技馆，提升数字生活品质。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文化经济浪潮》作者金巍认为，互联网经济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形成了网络文化产业这一特殊的产业形态，主要特征是文化产品的线上传播与消费。数字经济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技术范式升华和转换，深刻改变着文化产业，文化生产正在向数字网络空间大规模迁徙，人们将在虚实相生的数字网络空间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文化产品。
上述观点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中不乏实例。如2020年成立的“荣宝斋数据资产中心”，致力于将有着300余年历史的荣宝斋所积累的资源进行数据化加工、数据化处理，形成六大板块IP授权业务，进行IP跨界合作。
从2021年底开始，荣宝斋先后与喜茶、饿了么、汉堡王、颐莲、庞克猫、人民日报文创等品牌合作，推出各类文创产品，让“中华老字号”荣宝斋以全新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获得了较好的利润增量。据荣宝斋在线董事长李春林介绍，依托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公司与小红书联名打造的文创产品也将于今年年底推出。据悉，荣宝斋从2015年开始布局互联网业务，当年6月，基于微信的书画微拍正式上线运营，其后，京东、天猫旗舰店等电商平台相继上线，构成荣宝斋在线的核心业务群。借助互联网思维，荣宝斋的传统优势在数字化文化消费中实现了指数级成长。
“文化+”将去往何处？
在11月30日举行的2022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上，腾讯公司公共事务副总裁冯宏声提出，文化科技正在助推文化产业实现3个意义上的“文化+”：一是文化产业自身升级意义上的“文化+”，二是文化产业实现跨界赋能意义上的“文化+”，三是文化产业加入数实融合意义上的“文化+”。
虚实相生、数实融合将为出版传媒业转型提供主要动力。正如中宣部文改办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书生所言，“互联网触动的是消费，数字化撬动的是生产”。面对巨大的发展空间，出版传媒业迫切需要通过产融紧密结合来释放强大生产力。
伴随着VR/AR、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的更迭，出版机构大力提升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吉林科技出版社于今年10月上线元宇宙书店，用“一个选题”撬动“一整条产业链”，进入元宇宙书店的读者可以“云逛店”，还可以点击“图书”进入与之相配的主题馆，完成阅读、看电影、玩密室逃脱、科学实验、购买数字藏品等行为。福建新华发行集团福州安泰新华图书城利用原有老书店搭建元宇宙场景，实现“书+咖啡+元宇宙+文化生活”的多元体验场景。
在新型电商、数据资产化的倒逼下，“赢者通吃”成为出版机构进行平台生态竞争的典型形态。5款共1.25万份数字藏品开售即售罄的佳绩，让荣宝斋看到了数字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合作空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中国故事IP运营平台”首期聚焦大运河、长城、丝绸之路、中轴线四大主题，探索“出版+展陈+多媒+周边”的新生态，除了数字技术与传统出版融合，还与学校、线下机构等在研学、课程研发上进行了深度融合合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不仅自建数据中心，更投身数据设备的自主研发，成立凤凰（下关）数据中心和凤凰（新港）数据中心，通过开展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建立智能推送机制，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提供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服务，并致力于破除传统系统间的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在作者、编辑、印刷、库存、发行以及客户反馈等各环节的无缝流转。
数字化助推产业再升级
文化数字化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2022年5月，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基本贯通各类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基本完成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文化数字化被誉为数字时代的“新基建”。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吴申伦认为，出版数字新基建要继承基建共建共享的原则，包括云端数据库、供应链模型、精准投送算法等，依靠数据驱动的优势，促使选题策划、内容组稿、编辑出版、零售发行等流程走向智能化管理，激活场景阅读、知识服务、按需定制、解决方案等业务模式的创新。这可以说是其价值定位，最终的目的是使出版业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的大循环。
中文传媒于2019年开工建设现代出版传媒产业基地，积极推进5G、大数据、VR/AR、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推动传统出版创新转化。今年11月，由中文传媒旗下江西新华发行集团主导的现代出版物流中心正式开工建设，成为落实江西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做优做强“一号发展工程”的一件大事，发行集团也将加速植入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基因，构建全渠道业务形态平台。
总的来看，出版业创新势头迅猛，数字经济大有可为。这一趋势下，未来的出版又会是什么样子？有人预测，会实现“千人千面千样书”，读者的行动轨迹将变成存量数据被利用起来，出版机构用谁的数据就给谁付款；有人构想，图书定价将与音视频及场景化因素相关联，除一次性收费，还可以按照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收取年费；也有人期望，我国会出现欧美国家很流行的“订阅盒子”，每个盒子有自己的分类主题，每个订阅期，盒子厂商会联合其他品牌为订阅顾客选配商品，邮寄给顾客，例如当你购买咖啡或香水时就可以获得一些图书……在数字经济的大潮中，出版将演化出更多形态，呈现在更多场景里，也将释放出更大的赋能效果。
专访
数字文化经济“解锁”出版转型新趋势
数字文化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经济与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新经济形态。在数字经济国家战略和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如何推动数字文化经济健康发展是一个全新的重要课题。聚焦这些问题，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金巍以行业研究为抓手，希望助力架起学界与业界沟通桥梁。
近日，金巍在中译出版社出版了自己辛勤耕耘的成果——《数字文化经济浪潮》一书，全面而深入地解析了我国数字文化经济的演化脉络、特征及构成，并从政策与治理、技术变量、文化经济形态、数据要素以及科技伦理等多个角度，交叉分析了数字文化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重点谈及数字经济对出版业转型升级产生的推动力与影响力。
金巍认为：“出版业与数字经济的关系起于早期的电子图书和数字期刊的兴起，新时代的数字出版是以数字版权价值实现为目标运转的精神产品生产与再生产体系。当下的数字技术集群式爆发，为数字出版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包括更高效的资源管理、内容策划和工作协同，包括更丰富的终端呈现和消费场景，以及更完善的出版治理环境。”
商报记者围绕出版产业融入数字文化经济大潮的理念与实践，对话金巍，以期为出版行业的数字技术应用、传统业态转型以及新兴业态发展等思考，提供价值参考。
数字经济生态开启“产消一体化”新时代
您如何看待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的浪潮迭代给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
金巍：文化产业是市场机制下精神产品的供给体系，是工业经济时代产生的一种产业形态。上个世纪末，世界发达国家相继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推动了文化产业的产品创新，信息技术的利用变革了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数字内容成为新的文化产品形态。互联网经济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形成了网络文化产业这一特殊的产业形态，主要的特征是文化产品的线上传播与消费。
您认为数字文化经济有何特征？创新驱动除了技术驱动，还包括哪些驱动？
金巍：数字文化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文化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网络与数字平台作为文化内容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文化经济发展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文化经济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以文化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二是以数字网络和数字平台作为载体，或者说是以数字空间为载体；三是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延续了技术创新经济的特征，同时还有一个与其他经济形态的重要区别——驱动力，这个驱动力来自数据要素。
近年来涌现的数字文化新业态面临怎样的考验？
金巍：当前以沉浸式、云生态、数字空间化等为特色的数字文化新业态正处于初创成长期，不仅面临商业模式可持续性等市场方面的挑战，也面临数字经济治理和监管的考验。新的业态需要在创新和规范中不断寻找平衡，相关主管部门应持更加包容审慎的态度。
您如何看待数字时代文化消费的壁垒与空间？
金巍：数字时代的文化消费市场是基于数字平台建立起来的，已经形成了特定的数字消费群体。与以往“饭圈”形态不同的是，数字消费群体保持年轻化的同时将更具有群体自律特征，是新的数字消费亚文化群体。不过这些也会形成以数字技术应用、共识、生态等为要素的非经济因素壁垒，造成不同形态的数字鸿沟。
出版业数智化升级新路径逐渐清晰
您认为出版业应如何更好地挖掘文化数据资产所带来的红利？
金巍：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是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在微观层面，数据要素表现为数据资源和数据资产。对于文化行业来说，要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推动文化数据资源资产化，形成文化数据资产。文化数据资源成为资产有三个条件：一是具有资产权属，即文化资源为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二是要承载“文化”的效用价值和有用性，即有文化属性且有经济价值；三是可以进行价值计量，即文化数据资产能够价值评估评价并以货币形式标明价格。
所以，文化数据资产是具有资产权属、经济价值和文化属性的可计量文化数据资源。出版业在数字化过程中将成为文化数据资源集中的领域，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以区块链等分布式数字技术应用为基础，推动数据资源版权化，建立和完善新时期数字出版数据产权制度。应积极对接我国已经建立的数据交易市场，推动数据资产流通和交易。
您认为，未来出版业在内容创作、场景再造、传播渠道等方面，应如何更好地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
金巍：数字经济带来了文化生产的数字化迁徙。所谓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本质上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包括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出版业的内容创作数字化，需要推动传统创作资源的数字化和传统出版机构内容生产的数字化，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内容产品的多维度价值评价。数字技术助力出版场景再造，应结合人们的文化消费变化，在文旅、文博等领域进行版权产品数字空间拓展。数字时代的出版传播，应推动利用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新的用户感知与交互体验。文化元宇宙是以数字技术集成实现的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新空间，为数字出版提供了全新的实现路径。
出版数字新基建离我们还有多远？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建设重点，是支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物质保证。2018年，国家提出“新基建”概念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各行各业都开始重视数据化、平台化、智能化发展。在整个新基建项目推进中，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毫无疑问地成为谈论最多的话题。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吴申伦认为，与出版相关的数字化技术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
2020年，从中央密集部署，到资本市场热捧，“新基建”正式站上风口。2021年，元宇宙概念将多种新技术统合在一起，对内容生产、经济系统、用户体验以及实体世界内容等进行大量改造。如果依托虚拟技术生产可见可触的新产品将成为未来趋向，那么出版业该如何与这个宏大的概念联系起来？出版业如何深度介入技术场域与数字经济良好对接？
吴申伦认为，有必要加强“出版数字新基建”建设，推动出版业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大战略。“‘出版数字新基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现阶段，出版业内的实质性推进仍有待加强，近几年的关注热度也有所减弱。出版人的观望态度，与业内的传统业务基因和普遍技术水平有很大关系，出版机构的传统业务目前仍是主业，数字化收益占比的拐点尚未到来，因此在探究更前沿的技术体系方面积极性相对其他领域弱一些。其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版业受到一定的冲击，在新项目开发与资金投入方面更加谨慎。即便如此，业界仍应给予出版业数字新基建以足够的重视，增强危机意识。”
从新基建到出版数字新基建，是一个不断专业化的过程，是像“金字塔”一样的存在。出版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发展和布局，如何借助广泛意义上的新基建大底座，做到“为我所用”“精准关联”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吴申伦认为，新基建本来是一个跨地域的虚拟架构，主打共享共用。出版数字新基建建设过程中，紧密联系当地相关的主导政策十分关键，毕竟这是一场浩大的工程，单靠出版业的力量是很难推动的，政府需要给予大力支持与推进，例如进一步发挥头部互联网公司在新基建建设领域的引领与带动作用，通过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让新基建在共建的基础上实现共享共用。
您认为出版业发展数字新基建的必要性与价值定位是什么？
吴申伦：放眼当下，出版业不仅本身拥有大量的数字化内容产品与服务，自2016年开始，线上售书的总码洋已超过了实体书店，融入数字经济是大势所趋。出版业的传统实体基建和早先一批的数字基建，如线上管理系统、公共数字图书馆、电商平台、期刊数据库、版权登记平台等功能有限，所以升级或是再造数字新基建颇具必要性。但是，由于资金、技术等原因，出版企业对新基建的投资建设相对薄弱，上游缺少适用的新基建，无法提高内容资源以数据化方式多重利用的效率，下游则在销售环节的“私域流量”上掌控程度低，对互联网公司的依赖度较大。据此，出版数字新基建就是要继承基建共建共享的原则，可以包括云端数据库、供应链模型、精准投送算法等，依靠数据驱动的优势，促使选题策划、内容组稿、编辑出版、零售发行等流程走向智能化管理，激活场景阅读、知识服务、按需定制、解决方案等业务模式的创新。这可以说是其价值定位，最终的目的是使出版业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的大循环。
现阶段出版数字新基建分为哪些主要结构？不同结构具有哪些要求？
吴申伦：结合出版生产与消费的具体流程，根据中宣部文改办原副主任高书生提出的文化大数据架构改写，现阶段出版数字新基建的结构可分为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云端四部分。资源端用于保存内容资源，支持多次再加工，包括基本信息库、素材资源库、作品资源库。生产端通过智能编校软件、人工智能算法、阅读物联网等采集并加工数据为多态出版物。消费端依靠公共屏显设备、供应链数字孪生模型、可感知智能终端等，实时收集并关注入网用户的行为数据，根据其需求和个性定制出版产品，允许内容的多维呈现，依托线上与线下物联网完成精准投送，使优秀出版成果全民共享。云端由开放型平台、联盟区块链、数据交易中心等组成，作为“数据超市”，既是各板块之间的桥梁，也是出版业与电视电影、文博文物、网络文化等其他内容领域数据关联的中心节点，可存储、匹配、交易、分发产品数据、用户数据和元数据，从而打破数据孤岛的情形。
出版数字新基建的结构体现了新基建的数据驱动核心特征——深度分析和解读行业海量数据，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吸收、处理和响应信息，提高出版生产效率，创新商业模式。
您如何看待出版数字新基建的发展现状？注意到哪些相关成果？
吴申伦：新基建的投建通常是政府支持引导，由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龙头企业牵头，组成一个个发展联盟，以项目制进行合作。从国内行业现实来看，出版数字新基建也需要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牵头，出版社和书店结成联盟关系，电子通信商、互联网平台、硬件厂商、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等共同参与。
目前，经过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共同努力，在资源端生成了中华文化内容IP数据库、中国文字数据库、黄河文化特色资源数据库、良渚文化特色数据库等。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的商业和技术性较高，目前表现为互联网公司的平台系统、推荐算法、新型终端等，传统出版企业对其存在一定的依赖，具体如出版社通过视频号直播售书，又如四川文艺出版社在知信链上推出数字藏书，或是北京大学与字节跳动合作的古籍数字化平台，“数据超市”则有上海数据交易所这样的综合性数据交易中心等。随着新基建辐射效应的影响加深，越来越多适应出版业的数字新基建将会出现，但是传统出版企业还需加强参与投建和使用。
您认为出版数字新基建投建与升级的主要方向是什么？出版机构应从哪些可行性着力点入手？
吴申伦：当前出版业主要面对的问题是数据信息的利用程度低，相关数字新基建在投建与升级后，需要能够辅助出版社和书店收集数据并进行整合、存贮、共享，借助算法智能化地将其转化为上游选题、中游发行、下游阅读的资源和依据。
具体来说，首先，是增强出版社对内外生产数据资源的利用率，借助各类大数据资源库提高选题与发行的精准性，发现潜在价值增长点。其次，是优化对复杂图书供应与销售链的管理，实现全程监控与信息披露，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帮助出版社与书店建立信任关系。再者，是改善出版类数字产品之间的相互操作性，推动我国数字阅读标准的建立，为读者创造智能化的消费环境。最后，是提高出版业整体生态系统的智能化程度，以共建共享的方式向出版社提供一系列可用的云端数据和算法服务，减轻出版社和书店对技术公司的依赖。
出版数字基建的全面建成与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出版机构而言，自然需要选择自身相对占优势的资源作为可行的着力点：一是加强数据库的建设与共享，涵盖版权信息、版本数据、衍生物相关信息和其他资料；二是共同搭建出版业专属联盟区块链，用于存储出版生产、产品交易、版权登记等相关数据，保证数据的安全可靠，也可供新型出版物使用，降低外部风险；三是复刻出版供应链网络动态模型，关注物流运输网络、线上平台流量、线下发行网点等关键性的产业节点，即时发现滞销或是脱销，优化运输路线与存贮仓点的选择；四是线上与线下融合优化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将数字图书馆、城市书房、社区和农村书屋关联到其他数字新基建，提升数字资源数量与服务质量。
校 对：马 葵
编 辑：陈 麟
复 审：张维特
终 审：宋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