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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是系统汇集上一年度重要文献信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近年来，我国年鉴图书出版呈上升趋势。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已出版上万种年鉴，成为无可争议的年鉴大国，但是单个年鉴的印数和拥有的读者数量却呈下降趋势，因此不得不收入库房。
分析原因，有专家认为，重计划轻市场、重数量轻速度、重出版轻应用、重规范轻特色等因素，是导致包括志书在内单个年鉴印数和拥有读者数量减少的因素。那么如何推动志鉴类图书从库房走向市场，进而为社会大众所用？7月18日，新华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出版座谈暨志鉴图书研讨会在京举办，会上，专家学者的一些建议发人深省。
编纂很少考虑读者需求
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守亚认为，重计划轻市场体现在年鉴由官办官编，过分强调“官书”性质，淡化了商品属性。此外，稿件来源渠道单一，编者不了解读者需求，造成了编和用的脱节。重数量轻速度体现在只有少量的全国系统性年鉴印数上万册，但发行渠道单一，都是直接或间接动用行政手段推销。还有，年鉴出版周期越来越长，大部分年鉴不能年内出版，其功能作用大打折扣。重出版轻应用体现在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年鉴必须一年一鉴，可是大部分年鉴出版后，除赠送、交换一些外，其余均进入库存，发挥不了年鉴的真正作用。重规范轻特色体现在很多年鉴为了参与评奖，不惜舍弃特色去适应规范。
王守亚指出，年鉴如果为编而编，自然很少考虑读者需求，以及内容的创新和规范，读者查阅不便或找不到所需内容，就会对年鉴失望，这种恶性循环如不加以纠正，很容易导致千鉴一面，相互雷同。因此，年鉴只有特色鲜明，走向市场，才能拥有更多的读者。
海量数据可变为知识库
互联网时代纸质志鉴类图书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此疑问，新华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社长匡乐成的答案是：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但要逐步实现两个方向的转型。
其一，要充分抓住信息化时代的机遇，加快数字化进程，推动志鉴类图书同步实现数据库存储、查询使用便利化。在匡乐成看来，目前很多志鉴类图书还只是停留在纸电同步阶段，如何从资料采集、编辑等起始阶段就实现结构化拆分、知识化和知识关联标引，使海量的数据存储成为丰富可用的知识宝库，应是志鉴图书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其二，让志鉴类图书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也是当务之急。匡乐成的观点是，志鉴类图书发挥的社会作用越大，存在的价值就越大。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策划编辑、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情读本》已连续出版15年，该书2017版版权输出英国，2018版版权输出马来西亚，2019版被列入中国图书走出去基础目录（二期），2020版版权输出吉尔吉斯斯坦，2021版入选2022年“丝路书香工程”。再比如，近几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投放形象广告，向内地积极推介特区政府的政策，产生了良好影响。
走优质化实用化多样化之路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经济从快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中国社会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类型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转变；社会结构也从低收入、低消费占绝大多数向以中等收入为主的类型转变。这些转变在王守亚看来，必将促使年鉴记述的形式和内容随之变化。而优质化、规范化、特色化、实用化、多样化必然成为中国年鉴的发展趋势。
对此，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张恒彬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年鉴事业转型升级取得长足进步，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全覆盖。以北京市为例，全市累计编纂出版各级各类年鉴300余种，实现市、区两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其中《北京年鉴》已连续出版33卷，同时还涌现出《北京海淀年鉴》《北京朝阳年鉴》等全国精品年鉴。
那么如何让优质年鉴为社会大众所用？匡乐成的建议是，出版界要积极探讨志鉴类图书的年轻化、生活化、实用化，让传统纸质志鉴类图书向轻阅读、工具化、便利化转型，成为大众喜爱的“口袋书”。
王守亚则建议，由发展至上转为服务至上，编者只有把读者放在心上，才能编出读者满意的年鉴。要创新服务手段，多形式将内容送达读者。如《苏州年鉴》把重大活动音像资料编成二维码，放置于适当的位置，方便读者随时了解、取用。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年鉴出版呈现多样化、细分化趋势。据张恒彬介绍，北京市精心组织编纂出版的《国外年鉴选介》，主要针对27部国外年鉴开展比较研究，在年鉴界取得了良好反响。
而王守亚的观察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发达地区的年鉴在向乡镇、街道延伸，有的地方出现了村级年鉴。企事业单位编纂年鉴也方兴未艾，一些民营企业、医院、中小学校有年鉴，有的还开启了幼儿园年鉴编纂。此外，中央部委年鉴系列化发展明显，有的达10余种。王守亚判断，以后可能会更专更细，以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
编辑：刘子靖
审核：韩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