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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学术思想丛书》第一辑（四册），定价260元
由林雄主编、顾作义副主编，四位青年学者著述的《岭南学术思想丛书》第一辑《菊坡学派：粤地学派开端》《江门学派：明代心学重镇》《九江学派：晚清思想标本》《康梁学派：近代启蒙先锋》四种，即将与读者见面，值得庆贺！
岭南，与中原地区比较，文明起步较晚。直至秦皇朝一统中国，派兵南下，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岭南才有了政治制度的建构。入汉，一批又一批从北方派来的官员陆续开设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岭南才又日渐获得文化教养。学校设置不仅引来了北方士子，也培育出本土士人。如“三陈”（陈钦、陈元、陈坚）、“四士”（士燮、士壹、士䵋、士武），就以精通《春秋》名世。儒学的传播向岭南导入文明，强化了国家的认同意识。
汉末、三国、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不仅儒学在岭南产生了广泛影响，道教、佛教也纷纷传来。东晋时期名道葛洪就曾入罗浮山修炼，所撰《抱朴子》，开创了道教的外丹学，影响久远。佛教从北方南传，粤人牟子著《理惑论》；从海路北上，康居后人康僧会撰《六度集经》。这些著作，力图把佛、道与儒学会通起来，开启了我国早期文明互鉴的路子，为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繁荣奠定了根基。
但是至此为止，岭南地区尚未形成真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派”。
在岭南发展起来，最先具影响力的思潮或学派，是新州（今新兴县）人惠能开创的禅宗顿教。惠能以“即心是佛”“一悟即到佛地”的觉解，把佛教信仰收归心性，使佛教从宗教信仰转变为心性调养，开启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此后，禅宗思想融入宋明儒学，共同营造与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并深深影响了海外多地的文明进程。
宋朝，为传统中国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一个转型期。在经济领域，开启了由以农业为主导向以商业为引领的初始变化；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由以乡村为中心向以城市为中心的过渡；在管理体制上，发生了由权贵政治向文官政治的转易；在教育领域里，呈现了由官方办学向官私各家分流办学的新态势。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后两种变化影响深远。此前的官办学校，主要是为了应试与选拔官员；而私立学校，固然也有应试的功能，但由于相对地独立，便得以更关切精神教养与人文情怀。官办学校，师生关系难免有似于君臣关系；私立学校，师生关系侧重传道授业。通过传道授业，学术影响得以代代承接，才能形成真正的学派。本辑丛书四种所及的四大学派，后三大学派都是在这种背景下才营造出来的。
李强博士撰写的《菊坡学派：粤地学派开端》，学派始创者与奠基人为崔与之（1158—1239），广东增城人，晚年号菊坡。该书详尽地追溯了崔菊坡的求学经历及治事业绩，清晰地梳理了菊坡学派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传承脉络，较好地诠释了菊坡学派的思想特征、学术宗旨、历史地位和影响。及其以“重惜名节，务实致用”一语概括菊坡及其学派的突出特点时，我们不难看到，菊坡学派既与同时代的程朱学派有共同的道德诉求；又与浙东事功学派有一致的实践取向，力求把理想下贯于现实，这与岭南传统的务实精神相与衔接，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郭海鹰博士撰写的《江门学派：明代心学重镇》，学派开创者为陈献章（1428—1500），号白沙，江门人；光大者为湛若水（1466—1560），号甘泉，增城人。白沙子把自己视作菊坡的私淑弟子，把菊坡“重惜名节”的一面推向极致，而成为开启明代心学的先驱。他拒斥繁琐的义理架构而崇尚自然，讲求在“静中养出端倪”，显然即出于对利禄躁动的拒斥。其弟子甘泉在西樵山等地建书院传白沙学，及其以“随处体认天理”一说发展白沙思想，实又主张要在日常行事上贯彻价值理想，而与菊坡主张的“务实致用”相与契合。
菊坡学派、江门学派，体现了岭南士人不离现实而践行道德的问学精神。
现实是不断变迁的。我国于宋代已出现“商业革命”（费正清认定）的大潮，而欧洲直至15—16世纪，商业资本主义才发展起来，落后中国四五百年。可惜的是，中国商人在城里赚了钱后，却急急忙忙回乡下买田置地，以乐做“乡绅”为“光宗耀祖”；欧洲商人却为利益驱动把钱投向技术创新，而有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工业产出源源不绝的商品，包括毒品，再凭借船坚炮利向世界各地倾销，来到中国便爆发了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士子特别是岭南学人开始为“救亡图存”呼喊，再度创造一个又一个新学派，推出新构想。本丛书的《九江学派：晚清思想标本》《康梁学派：近代启蒙先锋》的创建者均是岭南学人。
李辰博士的著作就以研究“九江学派”的开创者朱次琦（1807—1882）为主题。朱次琦，南海九江人，世称九江先生。九江先生面对鸦片战争后清廷的腐败与天下的纷乱，致力于在思想文化上的匡正。儒家学问，清中叶重汉学，后续演变为“汉宋之争”。汉学沉迷于章句注疏，而宋学偏重心性义理，两家均有所得，亦均有所失。九江先生以重新回归孔子为治学宗旨，莫问汉宋，兼取经史，不只为经师，亦要做人师。弟子中以简朝亮（1851—1933）与康有为（1858—1927）影响最大。康有为称其师曰：“以躬行为宗，以无欲为尚，气节摩青苍，穷极学问，舍汉释宋，源本孔子，而以经世救民为归；古之学术有在于是者，则吾师朱九江先生以之。”（《朱九江先生佚文叙》）作为道德学问的典范，朱次琦深深影响了一代人，及“经世救民”，则有赖于康有为那一代人了。
马永康博士为研究康有为、梁启超的专家，《康梁学派：近代启蒙先锋》是他的作品。康有为，南海人；梁启超（1873—1929），新会人。二人为著名的“百日维新”的发动者。康有为早年从学于朱次琦，所幸身处岭南边陲，与海外有更多的交往，对西方制度施设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得以成为发起改良运动的主导人。康有为力图重新解释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以对抗西方基督教的涌入及作为推动变革的合法性依据，最终未能如愿。变法失败后，康、梁分手。康提倡孔教，回归保守；而梁鼓吹民主，力求“新民”。值得称道的是思想的对立并不影响他们的师生情谊，体现出中国学人应有的精神教养。该书对康有为后期对传统的那份执着，持有一种“同情之理解”（陈寅恪语），也是难得的。在孔子开创的儒学中，“礼学”作为公共社会的制度施设，无疑有“时”与“变”的问题，需要理性务实，不能随时而变便会被淘汰；“仁学”源出于“亲亲之情”“仁民爱物”，这是人之为人、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基本价值信仰，它的正当性毋庸置疑，否则不会有未来。
近代以来，岭南学人辈出，学派林立，只要能够平情地讨论其长处和不足，应都可入选丛书。期待本丛书有第二辑、第三辑乃至更多后续作品的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