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辑学会与高等教育出版社日前在京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打造出版精品传世之作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来自多所高校与业界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编辑出版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打造新时代出版精品分享观点。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七个着力”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编辑出版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好宣传阐释，以精品力作彰显引领作用。

在“七个着力”中，“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蔚华感触颇深。他表示，编辑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中发挥能动性作用，要系统总结中国编辑的优良传统，使之成为新时代编辑出版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将“双创”理论落实到出版实践中，策划出版一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

“现代编辑在文化传承发展中肩负新使命。”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周国清表示，要以“七个着力”为行动指南，引领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要提升现代编辑活动的民族底蕴，强化现代编辑活动的跨文化阐释，彰显现代编辑活动的时代作为。

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还田以范文澜、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为例，说明作者和编辑是如何合力打造传世力作的。他表示，这部展示中华文明的12卷巨著，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华侨大学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万安伦从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系统性与时效性结合、务实性与务虚性结合、学术研究与智库服务结合、守根固本与创新前沿结合、首次发明与多次传播结合的“六个结合”角度，对如何打造高品质学术刊物交流了观点。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应贯穿于编辑活动统筹谋划、精品生产、技术创新、多元传播的全过程。

如何打造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品出版机制？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学系主任刘洪权从政府、市场、社会公益三个层面指出，政府机制是文化精品出版的主导力量，适合重大出版工程；市场机制社会传播面广，适合大众普及性精品出版项目；社会公益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能够有效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如何实现出版精品的全媒体传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大伟认为，要向人民化、大众化、时代化、数字化方向发展。张大伟以古籍出版数字化为例指出，古籍出版可以探索通过二维码，解决全文线上阅读、全文检索，解决从入门到精通的配套资料提供等问题，从而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如何提升出版国际传播效能？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戚德祥表示，要坚持出版内容的价值主张，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着力出版一批体现国家意志、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时代精神的文化精品；要尊重海外用户的信息需求，考虑不同文化语境下用户的消费习惯、价值取向和受众心理，有针对性地进行出版内容生产；要探索发现国际文化传播规律，掌握全球出版市场生态特征和内容生产的方法、路径，使出版内容得到有效的价值传递。

围绕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鹏飞强调史学视角的出版学研究尤为重要，尤其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突出中国出版底色，才是在文明互鉴的格局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编辑出版人要以实际行动加强内容创新，推动融合发展。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勇安表示，“两个结合”的新视角，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出版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学界出版史、出版文化研究已经聚集大量成果，为出版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厚的资源。出版实践、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已经引起政产学研用各方面高度重视。业界的出版实践指向如何解决人工智能时代共享共创机制的问题，指向一体化发展问题。”王勇安说道。

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张久珍分享了对出版业数字新基建的思考。她表示，出版业数字新基建与知识基础设施关系密切。与强大的网络基础设施相比，我国知识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对出版业来说，未来要从数字化、数据化、计算化、可视化和平台化入手，从连接人与书、人与信息，到连接人与知识，参与并促进更强大的知识基础设施建设。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杨海平建议编辑出版人密切关注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出版的有效结合。出版业可以借助AIGC的多模态内容输出能力，丰富在新场景新语义下出版的表达意蕴，使传统文字能够与新兴技术相结合，在拓宽市场渠道的同时，重构面向新时代人群的文化代际传承，形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保护与传承的创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