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退休后还能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那该是幸福的，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徐俊便是其中一位。从出版一线走向高校，从实践操练到理论研究，徐俊始终没有离开古籍整理出版圈儿。对于40余年的职业生涯，徐俊说：“我最大的兴趣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这正是我始终从事的工作。”

前不久，徐俊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传来好消息，那就是其申报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课题，获得了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对此，徐俊告诉记者：“我时常想起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生前常跟我说的一段话：‘新中国学术成绩最突出的三个方面是：考古发掘、古籍整理、民族调查。’作为古籍整理出版业的一名老兵，我非常希望有机会为古籍整理出版行业和古籍整理学科，做一点总结和探讨。”

徐俊认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助于发挥古代典籍的保护传承、整理研究、传播利用的源泉价值，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富厚实的内容支持。

“古籍整理”是传统的文献学与现代出版业对接形成的一个新的实践性学科。谈及“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课题背景，徐俊认为，经过70多年的探索实践，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古籍整理学科和古籍出版行业两个方面的互动推进中，取得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伟大成就，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基础性典籍都有了迭代新本。比如，整理出版了标点本《资治通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华大藏经》、《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等一系列代表中华文化的核心典籍，历史、哲学、文学、地理、宗教、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重要的基本古籍，也都有了可供学术研究和读者阅读的现代整理本。

徐俊说：“告别没有校勘标点的线装书，让中国文化的基本典籍都有随手可得的现代读本，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繁荣兴盛，不但出版数量超越过往，更在传世典籍整理出版之外，大力拓展整理出版范围。徐俊认为，当下在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地方文献等方面已呈现新的出版合力，在全面实施《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的同时，正全力推进《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这些都为打造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标志性成果奠定了基础。

基于此，“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课题的研究思路是，运用古典文献学、古籍整理学、出版学和历史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主要方面进行系统性综合研究，形成关于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的全景式综合性研究成果。徐俊认为，这种纵横交错的研究，有助于廓清主要史实，展示重大成就，分析成功案例，讨论存在不足，总结经验教训，展示文化贡献，研判发展趋势，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更为主要的是，这些专题研究成果便于与当下的古籍整理工作对接，探索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为古籍整理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学术支持。

2022年年初，徐俊从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岗位荣休，入职山东大学文学院。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徐俊慨叹“幸运”，因为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60周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40周年，以及中办、国办先后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等重要契机。

这些契机用徐俊的话说：“让我深切感受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深切感受到古籍整理出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之间确有莫大的关系。”

因为教学的需要，传统文献学与现代古籍整理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徐俊思考较多的问题。在将古代书籍史与现代古籍出版联系起来考量后，徐俊意识到其中贯穿始终的一对矛盾关系就是“传承”与“传播”，二者之间需要厘清定位。

徐俊认为，“传承”与“传播”正好对应着传统文献学的“求真”与“求善”这一对矛盾关系，也正好对应着现代出版的两大功能——“传承”就是通过整理完整准确保存古籍的原貌，“传播”就是通过整理使之更加符合现代和未来读者的阅读需求；“传承”意在“求真”和“还原”，“传播”必须“求善”加“便读”。传统文献学中的这一对关键词，在当今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要求下，仍然不可回避。

“因此，置于古籍整理出版的范围讨论文化传承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的挖掘与传播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徐俊表示，“我这样说，不是弱化以‘求真’‘还原’为目的的古籍整理工作，古籍整理出版要始终将追求还原古代典籍的准确文本面貌和精准阐释作为工作目标，这一点毫无疑义。但是我们要明确认识到，自古至今无论什么形式的出版行为，其核心要义都是‘传播’。”

在徐俊看来，古籍整理有其无法改变的专业性，古籍整理出版作为现代出版业的组成部分，也有其不可改变的大众化和普及性。因此古籍整理出版要“出古入新”，要始终将满足和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作为工作要求。

文化传承发展不只是“文化”传承发展，做这一工作的“文化人”也应传承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化传承发展的愿望。针对记者提出的这个议题，徐俊表示赞同。

徐俊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以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为载体保存在书本中，更以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形式保存在民众生活中，需要出版人去引领、激发。文化传承发展的主体是人，一方面要有承担文化传承发展的专业人才队伍，另一方面文化传承发展不能自限在所谓“文化人”的范围，文化传承发展要普惠大众，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这是文化传承发展的目标，也是工作路径。

从出版人到大学教授，一以贯之地传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徐俊从中收获了极大的快乐。对于兴趣与职业的关系，徐俊坦承：“我曾经说过，不管你进局的时候是什么样，最后都被塑造成中华书局人的那个样子。我自己的所谓兴趣，实际都是在中华书局工作中养成的。所以与其说是以自己的兴趣点为职业，不如说是将职业内化为自己的兴趣点。当然，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职业与兴趣一致，便是一件幸福的事。”

目前，在山东大学文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徐俊，承担两个方向的教学和招生：一是敦煌文学文献学，另一是古籍整理出版理论与实践。借此机会能够将自己过去的实践经验条理化、学理化，形成系统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机遇。

更令徐俊欣喜的是，他将与曾经同在古籍整理出版岗位工作的多位同道，一起承担并完成“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课题。徐俊动情地说：“为我们一生奉献的事业，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是我们这一代古籍出版人的责任和愿望，这也是我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