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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粤剧汇编）封面 黄宙辉 摄
董上德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吴小攀 摄
1961年印制的《粤剧传统剧目汇编》封面 广东省艺术研究所供图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近日，《广东省艺术研究所藏粤剧文献——粤剧传统剧目汇编》（以下简称“新《粤剧汇编》”）出版。这套作品牵出了半个多世纪前关于粤剧剧本挖掘、整理的一段美好往事，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粤剧宝藏。这套丛书的重新整理出版有怎样的意义？对当下粤剧剧本创作有何启示？粤剧振兴的关键在哪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就这些问题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A
粤剧剧本是了解岭南文化的一把钥匙
羊城晚报：时隔近60年之后出版这套《粤剧汇编》，有什么意义？
董上德：广东省艺术研究所现在出版的《粤剧汇编》，整理得较细致，剧本编排较规范，校改较严谨，可以说是1960年代内部印发的《粤剧汇编》的“2.0版”。
“2.0版”《粤剧汇编》具有多种意义。
其一，它让业界人士看到大批过去很难见到的粤剧剧本。这些剧本很珍贵，其中有69种剧本是老艺人的“口述本”，是老艺人在当年参演中，凭超强的记忆力，把演出的场次安排、人物关系、剧情处理等作了忆述。这些“口述本”具有舞台灵动性，其珍贵在于不是老艺人照本宣科的“背剧本”，而是联系到当年舞台演出的实际情况表述出来。这对现代粤剧编剧有很大的启迪意义。现代粤剧编剧的舞台感受不是很多，其作品的舞台调动、舞台灵气有些欠缺。
其二，它能反映一段很长时间里，粤剧剧目关注的是哪些题材。《粤剧汇编》中，三国题材、杨家将题材占了很大比例，另外还有薛仁贵、薛平贵、方世玉等题材。这些题材有个共同的特点——武戏比较多，其原因之一在于粤剧比较强调南派武功。此外，岭南文化里的忠义、爱国题材特别受老百姓欢迎。从某个方面来说，粤剧剧本是人们了解岭南文化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岭南文化并不是孤悬于岭南的文化，其实是发生在岭南而与中原文化息息相关的。这些剧本也折射出粤剧的文化基因，能帮助我们了解粤剧的历史、内涵等重要的文化基因。
其三，它的某些剧本，在后来的100多年里，又被其他编剧改编过，跟原先剧本对比有了很多变化。后来改编的剧本比之前的剧本更加精致，从中可见粤剧编剧水平不断提高。
羊城晚报：古代剧本里有很多大圆满的结局，这套书里有没有特别的剧本结构？
董上德：有的，比如“2.0版”《粤剧汇编》里有一出《游龙戏凤》，这是从清代以来各个地方剧种常演的剧目。不同的编剧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些是以喜剧收场，而“2.0版”《粤剧汇编》里的《游龙戏凤》是以悲剧收场，编剧很冷静地处理这个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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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编剧要走“一出戏主义”路线
羊城晚报：美国经典音乐剧《猫》是个成功的典范。粤剧界在红线女之后，似乎很少有像这样的人、这样的剧目能引起众人的关注。
董上德：在我看来，一个剧目要常演不衰有几个要素。从剧本来讲，肯定是该剧本的题旨击中了人心最柔软的部分；从舞台呈现来讲，它让各方面包括很挑剔的观众都认为无懈可击，这是千锤百炼的结果；它还可能会因应时代的变化做适当或微妙的调整。
参照文学界“一本书主义”的说法，我认为，演员也应该有“一出戏主义”。人们讨论潮剧名家姚璇秋，首先想到的就是她演的《扫窗会》；谈到梅兰芳，脱口而出的是他演的《贵妃醉酒》；说到罗家宝，就会想到他的《柳毅传书》。演员走“一出戏主义”的路线，并不是说其他戏不演，而是这“一出戏”代表他最高的演出水平，而且这出戏不是他自己说的，而是大家公认的。演员跟他所演的这出戏有高度的共生性。所以，我们演员要沉下心来，打磨好自己的这出戏，把它打造成自己的标杆。
对粤剧编剧来说，平时练笔创作很重要，但也要有“一出戏”的精神。因此，粤剧编剧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了解，把时代感悟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没有时代感悟，编剧写不出好的历史剧；有时代感悟，作品才能引发观众的共鸣。我们现代的剧作家，要把生活积累永远放在第一位，再加上编剧的功力、时代的感悟以及舞台灵感，才能写出好的剧本。
羊城晚报：有人说，粤剧式微，也跟现在粤剧剧本质量不高有关。果真如此？
董上德：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据我了解，现在粤剧编剧都很勤奋努力，写出的粤剧剧本数量也不少。但从当今有些新编剧目上演的效果来看，有两大突出的毛病：情节安排不完全符合生活逻辑；人物的行动线上不一定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这反映出现代编剧的生活积累还是不够丰富，把生活积累转化成舞台艺术时有点捉襟见肘。现代编剧不像老一辈编剧那样熟悉生活，熟悉社会，熟悉人性。所以，现代编剧在生活积累方面是要进一步加强。
现代新编粤剧剧目中也有不少好作品，像《花蕊夫人》《伦文叙》《山乡风云》《搜书院》等。编剧功力、生活积累和舞台感悟，对编剧家来说缺一不可。现代的编剧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欠缺，这是他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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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消亡”是个伪命题
羊城晚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戏曲在慢慢走向消亡。您认为呢？
董上德：中国古代戏曲对应的是农耕文化，比如在某些神诞节日，要请戏班演戏，娱神兼娱人，这是农耕时代的民间信仰，是农耕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戏曲的观念形态、信仰形态都跟农耕文化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讲，戏曲的前现代性比较明显。随着社会的转型，这样的戏曲演出慢慢变少，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但戏曲作为一种艺术，积淀为民族特色的文化，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内生性的变化，出现适应时代的形态。从这个层面来说，戏曲消亡是个伪命题。所以，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地要求现在的戏曲一定要完全百分百地对应过去农耕文明的那种戏曲。
现在的粤剧界，在很努力地调试着自己跟时代的协调关系，找到跟时代发展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是粤剧的生命线。作为观众，应该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理解包括粤剧在内的中国戏曲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戏曲不会消亡，它会转化、提升、沉淀。比如，成龙的早期电影里，就有从粤剧丑生、武生的某些表演形态转化来的内容，从中看得见粤剧的根底。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也是著名的粤剧丑生，他的电影形象创造也受到他父亲的影响。所以说，有价值的艺术不会消亡，它可能会传承，可能会转化。
羊城晚报：现在有不少戏曲借用现代新的手段来传播，但其效果存在争议。对此，您怎么看？
董上德：我觉得，要允许他们尝试，无论成功与否，都应该留点空间给艺术家们。他们在摸索、尝试的过程中，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姿态、演出的策略，找到自己艺术跟时代发展的契合点、生命线。从戏曲、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讲，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戏曲、文学，不可能一成不变。我们戏曲应该在变化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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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要跟“烂俗”区分开
羊城晚报：白先勇对昆曲的改造，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当下粤剧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董上德：相对于汤显祖版《牡丹亭》，白先勇版《牡丹亭》的舞台呈现更简洁，人物关系更清晰，情节主线更突出。不同地方的观众都能认同这个版本，说明该版本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适合现在剧场艺术更高的要求。这是一个戏曲改编成功的案例，值得粤剧编剧好好学习。
羊城晚报：对于粤剧剧本，怎样解决“雅俗共赏”的问题？
董上德：粤剧是市井化程度比较高的剧种，对象是社会的民众或者农村社会底层的人。从粤剧发展史来看，历史上很多粤剧剧目是比较“俗”的。但我认为，“俗”与“雅”是相对的，远的比如文辞优雅的《西厢记》，也是俗文学。“俗”有个基本形态，它属于民间话语，口语化程度比较高，其价值观是比较底层民众化。但“俗”要跟“烂俗”区分开，“烂俗”是低级趣味。
粤剧的基本特点，是以俗为主，俗中带雅，通俗而不失雅。其中的“雅”就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价值观，是主流价值观，而不能仅仅理解为文辞优雅。而“俗”是指它的表达方式很接地气，很能引起一般大众的共鸣。
现在谈“雅俗共赏”，首先要反对低级趣味，在此底线上，我们要比较接地气地去了解民众内心的呼声、生存状态。民众有其语言和故事，属于底层社会，也是我们所说的“俗”。马师曾的《审死官》是“俗”的，但也有“雅”的成分。这个“雅”不是说文辞的优雅，而是里面要有正能量的价值观，比如说人道主义情怀，同情弱小，维护正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