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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大咖丨张炜思想录:如果人生是一条河,你的人生拐弯了吗?

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发布时间: 2022-09-26 10:30:11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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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近影


生命的巨大信息,它的传递,在张炜看来,今天,只有纯文学写作才有可能办得到。


人生的大多数问题,是时光带来的,是衰老带来的。


人生转弯的时刻,一般来说比我们大多数人预料得还要快了很多。


还是快些做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这世界其实是没有可逃之处的。不过逃离会是一个过程,一种活法。


人们总是求助于大自然,最后的时刻,总会想起这一招。


这个世界吵得不行,而主要的吵闹就来自网络。吵闹当然是最有害的东西,人只有安静下来才会有起码的幸福。


我们精神方面的氧气一定要来自网络吗?那可不一定。我们的精神大师,在网络时代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大减少了。谁掌握网络,我们被一张什么性质的网络所覆盖和笼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人们现在还会愤怒、还能够愤怒吗?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的文化中,特别是现在,“高人”和“异人”并不比异域更多。这尤其不会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特产。


但张炜说,“我不想讲述凡人的故事”。他不想写凡人,只想写“异人”。


平庸的生活把我们折磨得太久太过了,我们大概都厌倦得不行。所以我不会再用平庸的东西去折磨别人。


以上金句或警句,是张炜在完成《河湾》之后,与本报记者交谈中的哲思。《河湾》,是张炜的第22部长篇小说。


记者抛出的问题比较实,而张炜的大多数回答都有一种“凌空虚蹈”的抽象意味。在记者看来,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山东作家张炜,就是这样一位哲人式,玄思式的,直入心灵的思考者。他置身于当下,他与人群,与当下最热闹的现场,似乎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距离。张炜除了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位诗人。《河湾》是长篇小说,却是一部透着诗性的长篇小说。


这种距离,或许是为了始终在喧嚣的时代保持一位作家的独思与幽思。


“我从不为乌合之众写作,那是一种堕落。”张炜说。


张炜自言年轻的时候迷信于工作的环境,认为独思与幽思,就必须躲在一个极偏远极隐秘的地方,让它在那里产生。多少年下来,他认为这种想法并没什么错误。事实,他常常为一种深入持久、激动人心的写作和阅读,而藏到他人不知的僻地,那真的是荒山野地,是人们弃之不用的老屋山洞之类。在那里生活变得十分不便,可是他最想要的东西,比如孤寂无援之类的现实和感受,倒是很充足的。“那里也许很危险,但是我用青春对付和抵挡它。现在上了年纪,胆量也就变小了。所以我只好待在斗室中。不过我关掉人人依赖的手机,也就像一下掉进了山洞之中。这样的日子是另一种享受,久违的享受。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写作,真的不是一般的世俗之事。”这是一个爱静爱沉思爱独处的张炜。


面对网络时代和信息轰炸,张炜直言,每一天都面临着挑战。在网络时代,我们对任何事物的厌倦都提前了加速了。


“我要生活,就一定要每天解决一些带到眼前的问题,这其中的一大部分是精神问题。我不相信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都闭上了眼睛。”


《河湾》出版后,在当当中国当代小说畅销榜上位列前茅。9月20日晚上,张炜与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抖音平台进行了一场“让我们邂逅文学之美”的对谈,受到广泛关注。


让我们打量张炜沉潜五年拿出的这一部《河湾》,“在十分困难的时刻,我不知该讲些什么:无从谈起,淤积太多。我用它来作别。”


张炜在《河湾》的序言中说,人的一生仅仅对得起自己的经历,也将是至艰至难的一条长路。书中的主人公傅亦衔如是,洛珈如是,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凡人、高人还是异人,对照一下自己,也都如是。


《河湾》以讲述“访高图”开始,谈及对历史和当代“高人”、“奇人”的仰慕和追寻。主人公“我”,也就是即将提拔为副局长的机关人员傅亦衔和其“隐婚”的女友,同时也是成功商人的洛珈过着一种浪漫主义和柏拉图式的生活,双方家族人物个个都是“奇人”,涉及胶东半岛的历史记忆,但是这一对亲密伴侣对待家族历史的态度并不相同。此后,傅亦衔一步步脱离了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枷锁”,走向生命中的“河湾”寻觅自由灵魂之境。正如《河湾》扉页的那句话:人这辈子就像一条河,到时候就得拐弯。


《河湾》,或许可以说,是一部张炜的“思想录”。


我们可以翻到《河湾》的最后,轻声读这一段——


“我和何典一起走向河湾……


“燕冲老兄吗?是我。想请您今秋来一趟河湾,来这里画‘访高图’。”


“那里有山吗?”


“有山有河,还有真正的‘异人’哩。”


以下是本报记者与作家张炜的对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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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无处可逃,逃离却是一个过程,一种活法】


钱江晚报:“人这一辈子就像一条河,到时候就得拐弯。”这句话被引用得很多,我们看到《河湾》中的主人公们一个个都拐弯了,除了男主傅亦衔在即将当上副局长之时辞职奔向河湾,书中两对主要男女的人生都在某个阶段“拐弯”了,在您看来,“拐弯”就是人之命运吗?在其中,似乎又可以解读出不同的两种态度:主动的拐弯,或被动的拐弯?在这本书中,拐弯是一种人生转航,而不是隐逸?


张炜:人生有许多不可逆料之事、之时。人回想这一路走来,坎坎坷坷,既不容易又大出意料。人生转弯的时刻一般来说比我们大多数人预料得还要快了很多。人是不服老的,但时光比想象的要快。人生的大多数问题是时光带来的,是衰老带来的。衰老就潜藏在每一个阶段,有时甚至就在自己觉得很青春的年华里。这是一件很怪的事。衰老的不期而至,让人变得急躁或者超然。就心理上来说,人有时候年轻有时候老迈。老迈时不想做事,年轻时觉得要尝试的东西太多了。总的来说,还是快些做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钱江晚报:我曾经想过,如果去掉书中的家族历史记忆这部分和这条线,只是简单交待一两句,《河湾》变成一个完全直面当下社会现实生活的长篇,它依然是立得起来的,一个人在当下如何生活如何选择,是否不一定要去追问历史,找出原生家庭的过往?身处当下,充斥的信息量也能让一个人比如傅亦衔去做出自己的判断,我这样理解是否可以?那么历史记忆这条线,是否是必不可少的呢?您在此书中继续着关于半岛历史记忆的书写,通过家族史的方式,在您的第22部长篇小说中,继续书写了历史记忆这部分,作为一个山东人,一个山东作家,这是否有一种很自觉的使命感在驱使您不放弃这一块乡土记忆的深耕?


张炜:在有的人看来,我们面临的事情要复杂得多。比如当下的生活,可不是由“当下”独立生成的。它的每一笔其实都有来处。生活是一个整体,很难拆分。没有昨天哪有今天。忘记了这种延续关系,就是一种无知。知的深度,其实不过是看人的关照力和追究力能有多大。当下的生活逻辑,其主要部分,还是由昨天造成的。一个人的世界中,其精神与特质的主要构成元素不同,有人需要不断地强调一些元素,因为它们会支撑他的世界。对有些人来说,实在一点说,没有历史的正义,当下的正义也一定是虚幻的。


钱江晚报:古书古画中的“异人”“高人”在很长时间以来可能造就了我们一部分的东方式审美,似乎张炜老师也有这种审美倾向,这种审美也是文人特有的,很多实际上从事着官、商工作的人,在精神上也向往着陶渊明式的“高人”,一边官场商场博杀,一边在办公室里挂一个“心远地自偏”的大有人在,在您看来,这种两元对立的矛盾性是中国人的文人文化影响下独有的吗?那么在当代社会,还有“异人”、“高人”生存的水土吗?我们真能摆脱时代潮流的裹挟吗?


张炜:我自己的真实感觉中,我们的文化中,特别是现在,“高人”和“异人”并不比异域更多。这尤其不会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特产。强大的自我性,说白了只会来自想象的自由。盲从和跟随,人云亦云的环境和气氛,会使那些有主意的人越来越少。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可惜有人只想让自己拥有更多的自由,他人最好没有,并且把限制他人当做人生的成就和生活中的乐趣。这是最卑劣最可怕的人生观。追求自由的意志是永恒的,这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他人的主意一定要强加给我们,而且还要让我们一再地表示感激,让我们不停地赞美,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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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50后:我们现在还绕不开他们,他们的行动力还很强】


钱江晚报:这本书我读得很慢,读读停停,不是一口气读完那种阅读,因需要吸收的信息量很大,思想的点也很多,我觉得作为一名早功成名就的茅奖作家,为当下社会现实发声,写一个长篇是颇需要勇气的,当下现实有时让人产生迷茫,也让不少作家失语,不知从何说起,网络社会更是多点式的发散式的影影幢幢,人人都可以穿上“马甲”,可以讲讲是什么触动了您去写这样一部直面当下现实的大书吗?


张炜:人们现在还会愤怒、还能够愤怒吗?这是一个问题。不断地被侵犯,已经渐渐适应下来,正在变得无感,在有些人那里是为样,在另一些人那里决不可能。我是不相信“无感”的。面对生存的不断自语、不断回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要真实地记录下来,传递给他人,那也不是举手之劳。让自己木质化,这是极危险的。比死亡这种危险,人生的木质化更加恐怖。生命的巨大信息,它的传递,在我看来,今天,只有纯文学写作才有可能办得到。一切的信息都在句子中,在语言中,在一个复合句甚至是分句中。讲到写作,这个时刻违背纯文学的特质与规范,在我看来近似于一种逃避,甚至有违于我的职业道德。这是个烧脑的话题。


钱江晚报:这本书写了多久,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吗?据说您写《河湾》里头发很长、胡子拉碴,还被朋友笑称是住在山洞里,您平时有各种社会身份,应该很忙的啊。而且这形象也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温文儒雅、十分齐整的张炜老师也对不上号,很好奇这是一种怎样忘我的状态呢?会写得哭哭笑笑吗?书中的人名傅亦衔,洛珈、余之锷、苏步慧、何典,一看就知那种透着作者古典审美倾向的不俗的名字,也似乎很贴着您个人的气息,这些人物名字是否承载着您个人的审美理想?


张炜:我年轻的时候迷信于工作的环境,认为独思与幽思,就必须躲在一个极偏远极隐秘的地方,让它在那里产生。多少年下来,我认为这种想法并没什么错误。事实上我常常为一种深入持久、激动人心的写作和阅读,而藏到他人不知的僻地,那真的是荒山野地,是人们弃之不用的老屋山洞之类。在那里我生活变得十分不便,可是我最想要的东西,比如孤寂无援之类的现实和感受,倒是很充足的。那里也许很危险,但是我用青春对付和抵挡它。现在上了年纪,胆量也就变小了。所以我只好待在斗室中。不过我关掉人人依赖的手机,也就像一下掉进了山洞之中。这样的日子是另一种享受,久违的享受。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写作,真的不是一般的世俗之事。


钱江晚报:请说说人物,《河湾》中的人物并不是很多,在这些人物中,写作时感觉最有难度的是哪一个,要怎样去把握?


张炜:我不想讲述凡人的故事。我不受类似的蛊惑:只写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还要给平凡的人看、还要他们喜欢,要一家伙获得上百万的读者。我则不然。我如实说,我没有那样的耐心,我没有那么平易近人。我不想写凡人,我只想写“异人”。非异人而不写,这就是我的本性和深深的趣味。如果我没有从一个所谓的“凡人”身上看到异处,那就一点书写的愿望都不会有。平庸的生活把我们折磨得太久太过了,我们大概都厌倦得不行。所以我不会再用平庸的东西去折磨别人。讲一些“异人”的故事,发现一些“凡人”的“异处”,这成为我的工作原则。我从不为乌合之众写作,那是一种堕落。


钱江晚报:小说中没有明写几位主人公生活的时代,我以傅亦衔复习准备高考这个点,还有他们经历的家族史来推测,余之锷夫妇有成年女儿在国外生活来推测,主角们似乎与张炜老师生活的时代背景相近,差不多的年龄,那么就是生于50后晚期的人物,在当下中国社会中,这一代人如今仍在舞台中央,在社会生活的主场,他们曾经经历的生活也是最丰富,最有变化,最有挑战的,当他们和90后00后等新生代同时来到了网络社会信息社会,新的和旧的在他们这一代身上发生最复杂的碰撞,他们要如何安放自己,似乎又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您在书中写的是这一代人的某种共性吗?您个人身上,是否也有一个想奔向河湾的“傅亦衔”?


张炜:如果仔细看看这些故事的物事年表,会发现这个男子出生于1961年,他的爱人出生在1967年。他毕业时是27岁,她是21岁。这些人的经历大致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生人差不了多少,他们的故事与情感能够连通起来。他们和五十年代生人一样,在社会上的活跃度很强,已经真正成熟。这一部分人的阅历对于他们当今的行动力,往往有决定的意义。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形成观念的一段特殊而漫长的岁月,其负担当然也在于此。他们如何更新自己的知识,向整个世界敞开自己,通过吸纳和全面反思,拥有过人的自我批判的勇气,将是未来的关键。这对于我们的时代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还绕不开他们,他们的行动力还很强。


钱江晚报:《河湾》也涉及婚姻和男女关系,傅亦衔和洛珈是“隐婚”,刻意保持距离保持疏离保持独立性,既做作又没有烟火气,最后失败是必然的,但余之锷苏步慧这一对形影不离,生活事业同进退的,也失败了,近也不行远也不行,人性那么脆弱,婚姻似乎不堪一击,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男女关系上人类也有诸多实验各种尝试,那么在您看来,当代人什么样的男女关系可以抵抗时间的消磨呢?


张炜:爱是存在的,正像神话是存在的一样。但我们讲述神话的时候,要有个限度。我们总是把神话说成现实,这是不好的。现在,我们到了将神话解剖和还原的时候了,因为网络时代一切都加速了,这样的话题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人们厌倦起来是很快的,我们对任何事物的厌倦都提前了加速了。那些不喜欢被别人揭露真相的人,总是掩盖已经厌倦的事实,认为自己才是千古的永恒的情人。有人用暴力逼迫大家去爱,最终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厌倦会带来憎恨。战胜厌倦的方法,一定不是武力和暴力。我们不太知道有什么方法。这个方法是否存在,有无可能存在,这就是一部书要探讨的问题。这样的书才会是最有趣的。


钱江晚报:我从苏步慧这个女性身上,看到了一个去掉了物质感的“包法利夫人”,她们的结局都是死,有时我产生错觉:苏步慧是一个从19世纪的淑媛时代穿越过来的人物,她身上似乎没有现代性,当然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确实有一小部分人身上是没有现代性的,虽然他们和我们生活在同样的时空中,您认为呢?


张炜:有些最时髦的人,其实是最肤浅的人。他们没有根性,他们向往的一切最新的东西,都是没有根柢之物。他们自认为领时代之风骚,其实是一种误解。这是生活中最不堪一击的人。虚假的浪漫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常常是以他们为基础和土壤的。他们首先会被牺牲掉。


钱江晚报:《河湾》用的是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我”来展开几十万字的长篇,单一的视角,视域所到之处必然有局限性,这对作家来说应该是个很大的挑战,比如因为用了傅亦衔的视角,那么实际上,我们无法知道女主人公“女王”洛珈真实的内心想法,洛珈这个名字本身又自带一种虚浮虚幻感,无法真切,像层层幻境,无论她的历史,她的当下,她在他的视线之外的现实,我们都无法知道第一手消息,她成了想象中的事物,同时我们又看不清她,到书中最后,似乎他从内心放下了她,她也就遁了,那么可以说,书中其实只有一位主人公,就是傅亦衔,而不是双主,您在构思这部长篇时,是如何最终确定了第一人称的写法?是否为此割舍了很多?


张炜:在讲述方式上,“我”这个第一人称是最自然、最值得珍惜的。这种视角和口吻才是值得信赖的。“我”所能够知晓和已经知晓的事物,叙述者才可以道来。而离开了这个“我”,讲述者只能成为万能的,他的无所不知,显然也是写作者人为赋予的,所以我们常常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和可靠性。还有,一场全知全能视角的讲述,最后形成的全部文字就像一台设计而成的戏剧,表演性和装饰性往往太强了。而好的讲述总是自然而然的,是“我”的见闻、“我”的所感所思。因为“我”是唯一的叙述者,“我”见过,“我”想过,至少是“我”听过。所以,一个写作者会在极重要的讲述中,使用第一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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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张炜


【我们的精神大师,在网络时代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大减少了】


钱江晚报:这本书不仅谈及故乡、历史、家族记忆,也谈到了喧腾的网络社会,您现在每天在网上的时间会占据多少?会频繁使用微信等工具吗,我们如何对付网络各种社交工具,该如何应对网络的强大裹挟着人的力量,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您有答案吗?


张炜:网络之实用性,其伟大意义,多少被夸大了。有人专门从事这个,这没说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它的负作用一般来说是太大了。利用其方便生活的一面,比如互通讯息,看看新闻,这都是好的。这个世界吵得不行,而主要的吵闹就来自网络。吵闹当然是最有害的东西,人只有安静下来才会有起码的幸福。许多不幸的根源一定来自乱吵乱嚷,而有人要攫取和抢掠,也一定是趁乱而为,在震人耳膜的吵闹声中动手。拒绝吵闹,找到自己的空间休养生息,这比什么都重要。但是我们已经回不到以前的安静了。我们天性好奇,总是渴望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真实太少了,而被塞入的垃圾又太多。我们一再被网络所欺骗,这已成常态。失去网络我们会怎样?极度的窒息?我们精神方面的氧气一定要来自网络吗?那可不一定。我们的精神大师,在网络时代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大减少了。谁掌握网络,我们被一张什么性质的网络所覆盖和笼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钱江晚报:您这一部是写当下社会生活的,写作时是否考虑过90后等新生代读者的阅读体验,他们在阅读《河湾》时是否会产生代沟,或者说一种不适感?比如“童男子”这么古典的词,还有洛珈这个女主,在现在的网络语境中,这样的女性简直就是“矫情”的极大成者,矫情、绿茶、婊里婊气等这些判断人格的词会加诸在洛珈的身上,我能想象这个人物很不讨观众缘,光约会时必须男方手持一束鲜花,就会被认为是矫情透顶了,而傅亦衔还愿意配合她这么多年,这是否有些反常理?爱情可以让一个并不傻的男人被动地过一种近乎“虚假的生活”这么久吗?最后傅亦衔似乎忽然清醒了,用当下流行语来说,“下头”了,忽然又觉得他跟洛珈不过是身体之交,“肉欲才是必要的,爱则无关紧要”,他对于一个爱得那么深的女人这样彻底否定,是否显得有些轻率了?况且这两位主人公的历史家族记忆,又有那么多的相通之处,难道他们仅仅止于“肉”而到不了“灵”吗?


张炜:我个人所接受的刺激与挑战,超过了经验中的任何一个时期。我生活着,就必须回答种种挑战,我想回避也没有办法。我要生活,就一定要每天解决一些带到眼前的问题,这其中的一大部分是精神问题。我不相信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都闭上了眼睛。有人要闭上也说不定,但不会全都闭上、一直闭上。只有格外迟钝的人才会对我们正在经受的侵犯麻木不仁。谁在忍受?代价是什么?谁没有尊严?谁没有厌倦?谁没有不堪忍受却一定要忍受下来的经历?这是一个折叠的压缩的时代,我们一天的经受的欣悦屈辱,如信息轰炸之类,大约相当于几十年前的许多倍。对有些人来说,要失望,要成熟,可能现在变得容易多了。对另一些来说,这又是一个拔苗助长的时代,是到处遍撒催熟剂的时代。成熟,长大,却十分中空。我们过的是非有机的生活。那些比较正常的人,可能正在经历痛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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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重建:从机关生涯到大自然通途】


钱江晚报:“河湾”这一处佳境秘境,现实中有原型吗?我们读到的河湾远远近近,如此美好又有些梦幻,当然有时是作家之笔用文字之美托起了一个地方,令这片土地飞升到一个现实够不着的想象中的审美高度,所以我们说作家的笔有这种力量,创造出神奇的,魔幻的效果来,但是就是这样一片“河湾”,终于也无法安放好余之锷和苏步慧的这一对“异人”,一个外来长发客弹着吉他唱几首歌哭泣一下就冲跨了他们的安稳,居然还出了人命,那“河湾”自身也是虚弱的吗?外部一点破坏力就让在河湾栖居之人分崩离析了,那么傅亦衔奔去河湾,难道余之锷不是他的前车之鉴吗?


张炜:大自然中一些美好的地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我们人类糟塌完,这是真的。人类还没有那样的精力和能力。所以我们只要用心,总能发现一些上好的、令人心动之地。我们苦于没有条件住到一些淳朴的、疗养心身的偏僻之地,就只好眼巴巴地一次次错失良机。如果是独身一人生活,那就会好得多,常常因为要牵扯家里其他人的生活,也就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眼前溜掉。人在最无望的时候,一定会求助于大自然。这在许多方法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可靠的。一次求助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世上没有那样的好事。但是人们遇事还是不能慌促,不能糊涂,而是要想法疗救自己。


钱江晚报:虽然《河湾》中通过男女主人公勾连出历史记忆和家族史的部分,这部分在其中占了不少笔墨,但看完全书,我不知为何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河湾》是一部乌托邦,我说的“乌托邦”可能也因为有评论家说的“异质性”,书中关于“异人”、“高人”的描述都有暗指,让读者朝某一个方向望过去,就望到了那一个“河湾”,它是自然上的,文化地理上的,也是内心意义上的,有人说这是“张炜的理想主义建构”,您同意吗?我说《河湾》是“乌托邦”是觉得它既真实又虚幻,看不真切,所以傅亦衔最后要奔赴的是一种现实的真实处境,还是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之乡”呢?


张炜:换一种环境是不得已的。改变常常是活下去的新理由。一个十分成熟的人、老谋深算的人,知道这世界其实是没有可逃之处的。不过逃离会是一个过程,一种活法。人造之物比大自然要怪异得多,可怕得多。人们总是求助于大自然,最后的时刻总会想起这一招。大自然比我们已知的还要阔宏复杂,它超过了最伟大的人造之物,比如摩天大厦和城市群之类。比起一个目标来,一个过程更显得实在,目的地,许多时候并非那么重要。人的生活,智慧的生活,大概就是比谁更自觉地拥有过程,并且具有跳脱力。


钱江晚报:关于《河湾》,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评论家专业的解读,比如从《九月寓言》《家族》《独药师》,一直到《河湾》,您一直试图通过作品完成精神的重建,关于“告别”和“重建”两个关键词,您有什么要对读者说的吗?评论家陈晓明说,《河湾》可以称作一本“知天命”的书,其背后赖以支撑的是自然哲学,这个说法您赞同吗?所谓精神的重建,最可能的通途仍然是人们自古以来反复书写的大自然吗?


张炜:大自然的话题似乎有些老旧了。不过人们烦闷了,主要的方法还是要到大自然中去散散心。大自然比人工所造的一切还是可靠了许多。人们的厌烦主要还是来自人工的东西,所以就得尽可能地摆脱人造之物。一切都是大自然所生,从人到体制到所有,不依赖和求助于它,我们又能怎么办?现在的人正打火星的主意,但不要忘了,火星也是一种大自然。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然,同样是谈论大自然,口气和深度是不一样的。人类比起大自然太渺小了,这是个极简单的道理,可是我们要一些人相信这个道理,有时竟然需要花上几个世纪、耗上一千吨的语言。


钱江晚报:本书在我看来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对机关生活的一种观察和书写,现在考公队伍很壮大,很多人在不确定的时代里精神上追求安稳,您对机关生活和机关人物的刻画体察,经验来自于哪里?男主人公放弃了马上将得到的仕途,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而当下的年轻人正成群结队地奔向机关生活,我们在傅亦衔们的机关生涯中,既看到了他们工作的意义,又看到了某种无意义的消磨,您如何看这一现象?


张炜:机关生活是高墙大院深处的生活,离大自然更远一些。我有这种生活的很长的经历,深知它的奥妙。人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得过这种生活。这种生活的高尚和卑下都有,不能简单否定。但如果认为它比大自然还要丰富和伟大,那肯定是弄错了。这里的颜色总的来说一定是相对单调的,知识也是相对贫瘠的。机关里的人喜欢说一些“人民群众最伟大”之类的套话,那么好吧,“人民群众”就散在天地之间,也就是说,他们在大自然里。我们在这个网络时代,在每时每刻都有上千吨词语的倾倒之下,也只能理尽词穷,一再地歌颂大自然。这是我们的不二法门,我们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和制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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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 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等数十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等。


近作《寻找鱼王》《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书获多种奖项。新作《我的原野盛宴》、《不践约书》、《河湾》反响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