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掌中信出版23年后,王斌谢幕。
3月15日,中信出版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王斌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中信出版在公告中表示,王斌先生自2001年上任以来,秉持“前瞻思维、全球视角、社会责任”理念,始终坚持精品出版,兢兢业业、卓识远虑、锐意创新,率领公司实现从0到1、由弱至强的突破式发展,成就了公司的卓著品牌,奠定了公司的大众出版行业龙头地位。公司和董事会对王斌先生任职期间的杰出领导和卓越贡献致以诚挚的敬意与衷心的感谢!
回望王斌投身出版业的30余年,不论是一手创建“华章图书”品牌,还是担任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他始终保持着突出的专注力、热情和创意,不断改革创新。作为行业中鲜有的从编辑一线成长起来的出版企业家,他一直保有着旺盛的求知欲,观察视角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中信出版的一城一池,而是站在产业层面乃至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思考如何赋予出版新的价值,不断开拓着出版的想象空间。
在王斌身上,体现了核心人物之于出版机构的使命与担当。过去的23年间,王斌以国家使命、社会责任、前瞻思维、创新理念将中信出版集团塑造成一个现代出版企业的标杆,趟出了一条国有出版集团在大众出版领域的增长路径,并将之从零带到上市。
也是在他任上,中信出版在中国出版业乃至全球出版业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了全球优质内容最重要的策源地之一,向社会输送了海量的优质知识资产,以一本本图书,一个个项目参与到了中国新商业环境的构建中,对中国的商业启蒙和发展产生了有目共睹的影响,为快速发展的社会提供精神养分和重要的思想工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是有风的二十年,来自人口、技术、政策的多重红利推动了中国出版业的高速发展,王斌身处历史,也书写历史,他赶上了好时代,也无愧于这个时代。
出版的价值
要理解王斌和中信出版对社会议题的推动,应放到时代中去看。
世纪之初的2001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味的时间节点。加入世贸组织,北京申奥成功,足球冲出亚洲,上海APEC会议成功举行……改革开放行至此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迎来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成为接下来很多年里政治和商业的重要议题。
可以说,时代对出版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业务的发展必须踏准社会转型的节拍。
2001年7月,王斌被正式任命为中信出版社社长,同年,中信出版便推出畅销书《杰克·韦尔奇自传》和《谁动了我的奶酪》,迅速成为市场中的一匹黑马。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王斌能够打造世纪之初出版史上有名的“中信现象”,正是在出版的路径上开创了一条新道路——用国际化的视角处理财经题材。当时的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但管理思想资源还主要集中在高校里的MBA教材,其写法和传播方式远远不能满足企业高速发展的管理需求。王斌敏锐地意识到,国际管理大师的认知高度、跨国公司的发展实例,与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形成陡峭的高差。管理知识从高校中的专业学术论著到求知若渴的企业家中间有巨大的空缺。这正是中信出版崛起的最佳跑道。高差带来了传播的高能量,这也是王斌到任中信出版一起手就屡创畅销奇迹的原因。
以《杰克·韦尔奇自传》和《谁动了我的奶酪》为起点,中信出版在财经出版领域趁势而起,陆续推出了《基业长青》《谁说大象不能跳舞》《赢》《长尾理论》《论中国》等一系列经典作品。随后十几年里,中信出版逐步扩展到大众出版的各个品类,成为国内人文社科类畅销书最重要的策源地之一,几乎每年都有引爆市场的大手笔,也成功从无到有塑造了一个大众出版的阅读品牌。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评价中信出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当代出版业的重要构件和核心价值之一。”
知名企业家王石既是中信的作者,也是中信的读者,他说,“中信出版放眼世界、关注前沿,一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家看世界,另一方面不断挖掘本土商业管理经验和成功案例,为中国企业立传,中信出版功不可没”。
畅销书一度成为中信出版的标志,但王斌从来没有为此感到自豪。相反,他认为一家只出畅销书的出版社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它没有土壤和根基,没有嵌入文化和思想传统的坚实底盘,对市场的过度敏感会让人患得患失,目光短浅。管理图书的两翼是经验和思想,而关于人和社会的思想,则能俯瞰更宽广的世界。中信的社科书转向便是基于这种忧患意识。王斌继续施展大手笔,以“一开始大概率会赔钱”的预期,投入了生命线更长久的社科领地,更以财经“稳准狠”的市场打法,在高手林立的社科出版里打出了一片从学术走入大众的宽阔地带,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和极大的经济回报。
王斌的很多表述在当时听起来有点不易理解,比如每一个学科都应有以自己为中心看世界的能力,一切都是经济,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是历史……事后发现,这种思考方式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了图书选题和产品线中。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作品《人类简史》所提供的思想营养深刻地影响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历史学家的洞见被迅速传递给中信出版广泛的财经读者,谁又能说这仅仅是一本历史作品呢?同样,金融行业数理分析师的作品会深刻影响社会治理方式和人生抉择。任何高维思考都有共通性,具备更大的启发和解释能力。
不同于很多人的想象,中信出版社的母公司中信集团,虽然行业跨度高达60个,但进入的都是全竞争领域,中信出版也是如此。它没有天然的优势出版资源,只能与市场短兵相接,在市场中学习、摔打和成长。王斌并不注重拢起社会资源的高墙,因为资源的兑现在于拢的能力,而不在出版本身,这条道路不论难易,跟一家有强烈竞争基因的企业是相斥的。王斌通过内部的激烈改革、投入的配置调整、超高的结果预期,与市场迎面相撞,让出版社获得了“出版的力量”。
可以说,在王斌掌舵的二十余年里,中信出版一直以关照时代与现实的角度,站在国际选材的高度上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大量最前沿的思想与最优秀的学习实践。在图书出版上,中信出版一直是引领行业的风向标;在内容市场,甚至话语体系中,中信出版也是先锋。每年都有作者的前瞻性观念经由中信出版策划成书,进入了更大的公众视野,成为形成社会共识的可靠来源,这无疑是社会责任意识、出版理念和市场能力的综合反映。尤其是在财经领域,中信出版以大量优秀的作品参与到了中国新商业环境的构建中,从“无边界”“长尾理论”到“黑天鹅”“灰犀牛”“认知革命”“反脆弱”,几乎每一年都有新的商界概念因中信出版的产品而为国内大众所熟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移动互联网主导内容产业变革后,出版业逐渐丧失了“定义社会议题”的能力与权力,中信出版是为数不多仍然具备这一能力的出版机构。
这与同行对中信出版的评价一致,“中信出版不仅在生产和销售图书产品,它还在生产‘社会议题’,这既需要极强的产品力,也需要强大的协作网络,更重要的是,还需要能在精神上和整个社会、国家同频共振的能力”。
坚定的改革派
在任23年,王斌亲历了中信出版乃至中国出版业走向现代企业的改革浪潮。这也是中信出版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用市场化的方式发展文化产业。
2001年底到2002年初,王斌系统地为中信出版提出了三年发展计划,并在出版社上上下下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发展愿景、出版理念和核心竞争力。
最终,王斌提出“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的口号,直至今日,这句话仍然是中信出版对产品定位、市场策略、出版理念以及自我要求的最佳阐述。2018年,王斌在接受《出版人》采访时解释了这句话:“一方面我们要找到整个时代发展大的脉络,把握住这个时代的脉搏。另一方面就是要找准出版之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和定位。”
王斌对产业的认知,更多来自行业外,出版不会脱离社会趋势的发展、经济大势的洞察和人精神世界的变化,他是业内少有的能以长周期与产业视角规划企业发展的出版企业家,自觉将对产业的认识放到出版机构中去大胆实践,同时也务实地取舍。
中信出版的员工最习惯的就是每年或大或小的组织调整和运营改革。王斌认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加之出版行业本身的保守和迟缓,决定了改革永远在路上,不可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一个分配机制和决策组织过于稳定的机构,会催生组织的惰性,而惰性是应变和发展最大的敌人。
王斌认为,出版更多还在产品层面竞争,而实际上它的竞争力在于创意、内容生产模式和传播路径。创意产业的难点是同时实现现代企业的规范性并提升效率。规范性的目的是不犯低级错误,用系统校正个人的认知偏差和能力偏差,而效率提升是商业的本质。
在他的领导下,中信出版先后多次调整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努力让公司保持活力,成为业内公认的一家完全市场化、规范化运作的出版社。中信出版的管理体系也创造性地结合业务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既保留了出版企业文化创造性的特质,也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完成了治理结构和规章制度的建设。
举手制就是典型案例。2013年,中信出版社升级成为中信出版集团,与此伴生而来的是很多企业都会遭遇到的成长烦恼——如何在企业规模扩大后保持效率和创造力。王斌推动中信出版极富勇气和创造性地在行业里探索出了一条组织裂变的路径。2014年,中信出版实行举手制,鼓励有想法、有渠道、有业务及管理能力的个人成立工作室分社,依托平台的策划方法论、品牌价值和管理优势,不断创造新的价值。
如今回头来看,这场变革释放出巨大的潜能。中信出版不仅在财务上获得了优异的增长,同时塑造了一批极具特色的出版品牌,一个企鹅兰登式的品牌矩阵呼之欲出。
举手制也让中信对行业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大大增强,大量有志向、有能力的优秀出版人加入其中,他们利用中信出版的品牌优势和渠道优势,实现产品创新和自我价值提升,而中信出版也相应获得了创造力、积极性以及增长动力。许多出版人在离开中信之后,成为了不少出版机构的中坚力量,也成就了中信出版“黄埔军校”的行业形象。
改革创新则是市场化的另一条主线。2007年,又一轮文化体制改革拉开大幕,王斌向主管部门主动请缨改革,中信出版成为第一批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2008年,中信出版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成为中国第一家由单体出版社改造成股份公司的出版社,也是第一家由单体社发展成出版集团的成功案例,向着现代企业又迈进了关键一步。可以说,中信出版以其市场化的运作逻辑趟出了一条带有中信气质的出版业文化体制改革路径,这也恰恰响应了社会的需求以及国家、行业对于体制改革的要求,使得中信出版成为文化体制改革浪潮中最为突出的样本之一。
在那之后,王斌为中信出版设计了资本运作的蓝图,朝着上市公司的目标进发。2015年,中信出版挂牌新三板,2019年,中信出版正式登陆创业板,成为又一家成功上市的出版企业。在上市仪式上,王斌说:“改革开放孕育了中信出版,作为改革的亲历者,我们紧握时代的脉搏,在不断深化的改革浪潮中积极探索,奋力拼搏。”语言平实,但相信台下所有与他一同奋斗的中信出版人内心都涌动着更真切的感受。
国有书企增长新路径
王斌也探索了一条国有出版集团发展、增长的新路径。
在中信出版崛起之前,国有出版集团主阵地一直都在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几乎是新经典、磨铁、读客等民营图书公司的天下,唯有中信出版能够作为国有出版集团在大众出版领域不断掀起风浪,在市场中建立起品牌号召力和读者认知度。
在财经出版板块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后,王斌又给中信出版提出三个方向:从财经进入社科;从商业进入人文;从大众进入少儿。而这三者的路径都超乎寻常的一致:从引进进入本土原创,延伸内容范畴,打造大众出版领域的优势。
他常在内部强调,我们要准备好迎接人文时代的到来,要坚信书籍的力量会在未来得到更大的彰显。“当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将更需要人文的力量,需要在历史中学习,需要从更高的层次去安放内心。图书价值会在这里进一步体现,出版会变得更优雅、更古典、更坚实。”
王斌也是书业少有的产业洞见者,是书业最具关注度的意见领袖。王斌提出的诸多理念,如“激情出版”“以知识为信仰”“出版是观念的行业”“人文精神的回归”“把时间变成历史”等,成为中信出版改革创新的思想源头,同时也在行业里产生了广泛影响。2022年,在接受《出版人》专访时,他提出出版必须从传统的领域中走出来,进入当代经济、政治、生活的整体领域中去。在他看来,出版有两种内涵:提供信息本质和提供生产本质。提供生产的本质就是对文化产品的评价,也就是文化价值的生产。“出版新的价值是符号价值的生产,我们需要严肃地补上这个环节,文化价值的生产不应停滞于作品本身,而是关注到产品生产与接受的社会关系,要将出版机制从内在流程拓展到社会关联。”
在他的推动下,中信出版的核心板块不断扩张,当还有不少人认为中信主要优势在财经图书的时候,中信出版的心理自助、科普、传记等领域都悄然占领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少儿板块和生活板块则位居第二。稳固优势板块,再将边缘板块变为核心优势,中信出版的发展策略异常清晰。
回顾中信出版的选择,几乎每次中信出版发展方向的调整、发展理念的改变,都把握住了人们文化需求的变化趋势,都适应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节奏,并且中信出版的文化影响力、市场影响力、社会影响力都走在行业前列,为行业树立了典范。
如今的中信出版,码洋规模已经迈过30亿天花板。开卷数据显示,自2020年起,中信出版集团实洋占有率排名出版社第一,是大众出版市场当之无愧的龙头。
对于王斌而言,他也将职业生涯最好的二十多年献给了中信出版,履行了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重要历史使命。他不断拓展出版的想象力,让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出版社,抓住了发展机遇,成为一家以财经出版为特色的优质出版企业,继而在特色出版的基础上,发展成综合性出版社,实现了出版产业中罕见的三级跳。从试点发行体制改革、实施股份制改造、成功登陆A股市场,到成立少儿出版集团、重构出版人体系,再到深化数字化转型、探索AIGC融合出版模式,王斌始终站在时代潮头,以敢想敢干、敢闯敢试的进取精神打开了中信出版事业发展新天地。
王斌说,从信息到知识,是出版的内容特性,从知识到智慧,中间必须介入人。而在一个以“人”为核心的行业中,王斌毫无疑问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也以此来向这位“传奇”致敬。